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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志存史 铭记抗战* ——《中国抗日战争志》编纂工作概述


《中国地方志》2017年第10期

提要:2016年6月,国家社科基金抗日战争研究专项工程项目《中国抗日战争志》获准立项以来,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中指办”高度重视,多次召开会议研讨编纂方案,并根据研究计划,分设11个子课题,每个子课题配备两名负责人,分别由高校、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和地方志机构负责人担任。2017年5月,中指办在延安召开《中国抗日战争志》编纂工作会议,重点讨论人物志、大事记、文献辑录的收录范围、收录标准及相关学术问题,获得广泛共识,既为深入开展编纂工作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指导意见与建议,也指明了工作方向。
关键词:《中国抗日战争志》 编纂工作 人物志 大事记 文献辑录
 
  2017年5月20—21日,中指办在延安召开了《中国抗日战争志》编纂工作会议,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山东大学、西南大学、南京师范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中指办各部门、国家方志馆、陕西省地方志办公室、河北省秦皇岛市地方志办公室、北京市公安局史志办公室、国土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国家档案局(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史学界、方志界、档案界的近30位专家学者,围绕《中国抗日战争志》编纂工作,重点是其分卷人物志、大事记、文献辑录的收录范围、收录标准及相关学术问题展开讨论,促进了前述“三界”专家学者的沟通与理解,就编纂工作中的部分学术争议问题达成了广泛共识,为顺利推进《中国抗日战争志》编纂工作提出了一些切实可行的指导意见与建议。这次会议承前启后,既是对此前历次编纂工作会议的总结、继承和发展,也为开启编纂工作的新局面指明了方向。
 
  一、《中国抗日战争志》编纂现状
 
  在编纂工作会议上,中指办副主任邱新立首先向与会专家学者介绍了《中国抗日战争志》的立项背景、框架结构和编纂现状,并以编纂《汶川特大地震抗震救灾志》的经验提出具体的注意事项和打造精品志书的希望与要求。201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党中央、国务院对此高度重视。2015年7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回顾与思考”时指出,抗日战争研究要加强国家层面的统筹协调,“要整合全国学术机构和研究机构,协调各地党史、军史、档案、政协文史资料、地方志、社科院、高校等部门和机构的力量”[1],其中专门提到地方志。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秘书长,中指办党组书记、主任冀祥德,认真贯彻落实习总书记讲话精神,结合地方志事业发展实际, 向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申报国家社科基金抗日战争研究专项工程项目《中国抗日战争志》,并于2016年6月获准立项。
 
  中指办对《中国抗日战争志》项目非常重视,聘请专家,组织团队,成立相关组织机构,迅速开启前期筹备工作。如,成立了由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常务副组长李培林同志任主任的《中国抗日战争志》编纂委员会,下设专项工作办公室,以及由冀祥德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张海鹏担任主任的《中国抗日战争志》学术委员会。目前《中国抗日战争志》根据申报时的研究计划,共分总述、大事记、军事志、政治志、经济志、文化志、社会志、外交志、国际援助志、人物志、文献辑录11个子课题,每个子课题配备两名负责人,分别由高校、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和地方志工作机构负责人担任,充分发挥抗战史学者和方志学者相互合作、各展所长的优势,以扎实推动编纂工作顺利进行。
 
  2017年2月6日、16日,中指办在国家方志馆相继召开了两次《中国抗日战争志》实施方案研讨会,就编纂工作的行文体例、篇目设计、记述内容、样稿试写、经费管理、史志专家合作、时间进度安排等进行了详细讨论。4月8—9日,《中国抗日战争志》项目启动会议在北京召 开,各个子课题负责人和课题组成员、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地方志工作机构负责人和全军军事志指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出席会议,重点部署《中国抗日战争志》编纂工作任务、研讨各个子课题的篇章节目,并聘请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汪朝光、秦皇岛市地方志办公室齐家璐,对与会课题组人员进行培训,普及抗战历史知识和方志编纂知识。
 
  截至目前,已有七八个子课题组完成了篇章节目设定。其中军事志动手较早,篇章节目设置较为细致,逻辑机构基本合理,并建立军事志微信群,具体讨论每个章节的内容设置等相关学术问题;国际援助志已在杭州单独召开研讨会,拟定具体的人员分工、篇章结构,为下一步的编纂工作奠定了良好基础。人物志、大事记、文献辑录是《中国抗日战争志》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能否客观、准确、清晰地展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进程和历史意义。邱新立希望各位专家学者对此高度重视、群策群力,集众家之长,形成既科学严谨又切实可行的收录范围、收录标准、记述要素、编纂要求和业务流程,同时梳理既有研究成果,不断挖掘新资料,推陈出新,按时、保质地完成《中国抗日战争志》项目,既丰富抗战史学界、方志学界 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2],又以传世精品志书告慰抗战先烈,而人物志在这方面更是发挥着特殊作用。
 
  二、人物志的编纂思路与方向
 
  人物志以事系人,人事结合,富有渲染力和生动感,更容易使当代中华儿女和后世子孙牢记由鲜血和生命铸就的抗战历史。北京市公安局史志办公室王国庆,重点介绍了人物志的编写方案,指出入志人物的标准,一是发挥志书惩恶扬善功能,以选取抗战正面人物为主;二是入志人物必须资料可靠,经得起历史检验;三是入志人物要典型,具有代表性。在此基础上,她将入志范围划定为抗战政治人物与军事将领、抗日英烈与英雄群体,抗日民主党派、社会团体、社会各领域代表人物,抗日华侨华人,支援抗战国际友人,以及汉奸、伪军和日本侵华战争罪犯。她认为人物志应以传略、简介为主,辅之以表、录,并根据人物的重要程度和资料情况决定记述字数。如重要人物的传记控制在5000字以内,一般人物传记3000字以内。
 
  各位专家学者围绕人物志的入志范围展开了热烈讨论。齐家璐认为抗战人物众多,必须谨慎处理。如民政部分别于2014年、2015年公布的两批抗战英烈和英雄群体共计900名[3],而除了这些为抗战英勇牺牲者外,还有很多人为抗战做出了重要贡献,包括工人、农民、工商业者等社会各界人士。国土资源部史志办张锋认为大事记与人物志一体,若大事记中写到某人,则这个人应该收入人物志。南京师范大学张连红指出,对于入志人物应科学分类,不宜用革命史观的分类方式称谓“反面人物”建议根据客观事实,具体称作汉奸、伪军、战犯等。中指办程方勇针对有人强调抗战人物志只写对抗战有功者,强调也应为那些臭名昭著的汉奸、伪军将领和侵略者“立传”发挥志书的惩恶功能将他们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让子孙后代记住他们的罪恶。
 
  人物志的入志标准,也是专家学者们研讨的一个热点。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左玉河指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办各类展览、民政部公布两批抗战英烈和英雄群体都有其各自的标准,编纂人物志也应有我们自己的标准,可以先选取2000人,没有争议的人物先定下来,有争议的人物只要我们拿出统一的标准,就可以上报国家有关部门审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徐万民认为,既有研究成果中的抗战人物选取标准,以及其他机构的抗战人物选取标准,都是过去的标准,只能作为人物志入志标准的参考,毕竟各类标准也时有变化,我们应制定一个切实可行的入志标准。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赵兴胜指出,制定人物志入志标准时要考虑以下四个因素:一是界限,即我们选取的是抗战人物而非抗战时代的人物;二是全面,既关注政治、军事人物,也要关注经济、文化人物;三是尊重历史,要兼顾国共两党、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的人物;四是注意海峡两岸各种遴选抗战人物的标准,思考两岸如何“共享”标准也非常重要,强调政治性与学术性的统一。
 
  各位专家学者还为编纂人物志出谋划策,提出不少可行性建议。北京大学胡少诚建议查阅 《民国人物大辞典》《中国抗日战争人物大词典》等[4],首先筛选一个大范围的抗战人物名单,然后择其重要人物入志,其他人物即使不入志,亦可制作名录,以便将来出版另册、附册。他认为编纂人物志应分类负责,如有人负责中国共产党方面的抗战人物,要充分注意党的相关文献[5];有人负责国民党和正面战场的抗战人物,要充分利用台湾方面的文献[6];无论研究汉奸还是日本战犯,都不能忽视日本的相关文献[7]。国家档案局(中央档案馆)赵云云建议,涉及中共领袖、中共抗战人物时可以分别借力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涉及其他抗战人物可以寻求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帮助。中国地质调查局王丽、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杨智友等表示,愿意为抗战人物资料的收集提供帮助。这也为编纂大事记和文献辑录提供了极大便利。
 
  三、大事记的编写内容与范围
 
  大事记主要以编年形式,分年、月、日记述,按照时间顺序,一事一条,客观记录抗战时期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外交、国际关系等领域发生的具有典型意义的大事、要事,可以使人提纲挈领、一目了然地把握抗日战争的发展顺序和历史脉络。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徐志民,主要介绍了大事记编写方案,重点是编写的内容范围和大事标准。其中编写内容的时间范围,主要是1931年9月18日至1945年9月3日;地域范围,以中国战场为主,但也涵盖中国抗战涉及的境外国家与地区。如中国远征军鏖战的印緬战场、开罗会议所在地、《联合国家》《波茨坦公告》发表地、战后中国在越南北部的接收等,这些与中国抗战密切相关的大事都发生在境外。大事标准比较复杂,至少包括中国抗日战争相关的重要事件、重大决策、重要文件、重要会议、重大会战、重要战役,中国民主党派、社会组织、团体与个人等具有一定社会影响的抗战事迹,其他国家支援中国抗战的行动,以及日本侵略者和伪政权的战争罪行等,都是大事记收录的重要内容。
 
  各位专家学者普遍认为大事记虽以抗战期间的大事、要事为主,但应有必要的上溯和下延。关于抗日战争爆发与结束的时间,史学界存有几种说法。[8]齐家璐对此指出,大事记的收录时限与史学界界定抗日战争的时限不同,不能局限于九一八事变至1945年9月3日抗战胜利纪念日之间,而应上溯至1894年甲午战争、下延至1956年新中国审判日本战犯。中指办原党组书记田嘉,主张以“大事记序言”的形式,阐述抗日战争爆发的历史背景,至少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国际国内局势和日本军国主义的发展最终导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历史必然性反映出来,否则普通读者难以了解抗日战争的前因后果。张锋指出,抗日战争虽于1945年9月3日从法律上宣告胜利结束,但战后国民政府收复南海诸岛仍在持续,这些也属于大事记下延的内容。程方勇指出抗日战争大事记的上溯、下延非常必要,但上溯、下延的内容应有所选择,必须是大事中的大事。
 
  那么,究竟什么是抗日战争中的大事?这些大事又包括哪些内容?与会专家学者从各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认识,对于编写大事记具有启发意义和借鉴作用。齐家璐认为所谓抗日战争中的大事,是指对抗日战争改变性质、改变方向、改变进程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事件;至于大事记的内容,即收入范围,可以根据各卷篇目来定,如“日军暴行”一节,据此便可制订暴行规模、暴行范围等具体标准。田嘉提醒不能把什么事情都当成“大事”防止大事记代替全书内容,建议按照军事、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外交、国际援助7个方面,以时间为序,捋出大事,收集资料,同时强调内容的全面性,包括国际形势、国民政府、中国共产党、国军、共军、伪军、日军等方方面面,而不只是记述其中一面。程方勇指出沦陷区的文化、抗战中的秘密战线等,也是大事记中不可忽略的内容,强调志书具有很强的政治意义,对于抗日战争中导致国家利益受损的《雅尔塔协定》、钓鱼岛问题搁置等事实,都应该记录下来作为证据。张连红强调大事记的内容不仅仅是抗战,还应记录日伪丑恶罪行,做到以史为鉴,并根据“十四年抗战”与“八年抗战”的关系,提出注意1937年七七事变之前与之后的内容比例。
 
  关于抗日战争的大事记,史学界已有不少成果[9],但以志书体例编写《中国抗日战争志》的大事记尚属首次。田嘉、张连红等学者认为应充分利用既有成果和最新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加工、改造、增补和研究,推出方志版的大事记。齐家璐提出了编写大事记的五项要求:一是尊重历史,客观反映史实原貌;二是严格选择,突出大事,防止记“流水账”;三是事件背景、时间、经过、影响等要素齐全,言简意赅;四是详略得当,凡是正文详,则大事记略;五是精选恰当,与正文对照,凡大事记所记内容,正文都应有所反映。陕西省地方志办公室吴玉莲,根据编写《陕西省地方志》和抗战志书的经验,认为大事记记述要素完整固然甚好,但由于历史原因,一些重要事件的要素已经不全,建议编写大事记未必都力求要素齐全。中指办杨军仕指出,编写大事记应有一个贯穿始终的主线,必须使读者通过这些大事看出抗日战争的基本脉络和发展趋势,得出具有启迪性的结论与认识。这也是汇编文献辑录的重要原则之一。
 
  四、文献辑录的资料选取与汇编
 
  抗日战争期间,无论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还是民主党派、社会团体,甚至日本侵略者、伪政权等,都留下了大量与抗战相关的历史文献与档案资料,不仅反映了中国人民英勇抗战的光辉历史和不屈精神,而且揭露了日本侵略者的侵华阴谋、侵略行为和战争罪恶。汇编抗日战争的文献辑录,一是保存和展现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重要历史文献,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二是以大量档案、文献资料还原抗战历史,批驳历史虚无主义的谎言和日本右翼分子歪曲历史的错误言行;三是为《中国抗日战争志》的编纂提供历史资料,辅助科学研究。徐志民介绍了文献辑录的编纂方案,指出文献辑录选取资料的时间范围是1931年9月18日至1945年9月3日,但根据抗日战争的历史背景与历史延续性,在必要的情况下予以上溯和下延;地域范围则包括中国、日本和涉及抗日战争的其他国家与地区的重要文献资料。他强调汇编文献辑录应以类聚文,以时间为序,精选史料。
 
  抗战期间的历史文献与档案资料,虽历经战火焚毁和遗失,但遗存的数量仍非常庞大,目前学界汇编的各种文献资料集只是其中极少的一部分,因而对于仅有上下两卷、300万字体量的文 献辑录来说无法求全,只能精选最重要、最核心的文献资料。徐万民指出抗日战争主要是中日两个国家的战争,我们在选取资料时首先应重视中日两国最高领导集团的战争决策、战略设计,如战时日本的大本营、国民政府的军事委员会、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司令部的档案资料,其中一些档案资料和历史文献虽已汇编出版,但我们要仔细甄别和校订,争取收录最原始的档案资料与历史文献。左玉河认为无论综合性还是专题性的抗战档案资料汇编,学界确实已经出版多部[10],如何创新文献辑录确实难度很大,建议在精、准、新三点上下功夫:一是史料选择必须要“精”二是史料考订和校对必须要“准”,三是所选史料必须要有一定比例的“新资料”。在此基础上,赵兴胜强调文献辑录所选资料,应充分体现原创性、经典性、资料性。杨军仕指出各个省、市、县都存有大量乡土文献,建议利用方志办的优势,在文献辑录中收录与抗战相关的乡土文献,这不失为创新资料来源的一种方式。
 
  史料汇编者的不同视角、不同需求,决定着史料汇编成果的不同形式和类别。赵云云根据多年编辑档案文件的经验,指出档案馆的很多原始文件并没有标题,所谓“标题”大多是档案整 理者个人拟定的,强调编辑档案的原则是保留档案原貌,可改可不改的坚决不改,若修改必须加订正符号,针对同一份资料的不同版本,要选择最早的版本。田嘉认为文献辑录应分为以下六大部分:一是中共和中央苏区、中央边区方面的资料;二是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方面的资料;三是社会各界的相关资料;四是日本侵华方面的文献资料;五是伪满洲国、汪伪政权等方面的资料;六是国际上与中国抗战相关的资料,在每一部分内再按时间顺序选编重要资料。齐家璐建议分为三大部分,即中国抗战文献辑录、日本侵华及其扶植伪政权文献辑录、国际其他文献辑录,在每一部分内直接按照时间顺序编排史料。针对原属艺文志中的抗战诗歌、民谣收入文献辑录是否合适的疑问,程方勇指出《中国抗日战争志》没有设艺文志,只能在文献辑录中精选少量抗战诗 歌、民谣,以录体形式将其反映出来。胡少诚建议为文献辑录做一个索引,同时制作一个更大范围的未收录文献与资料的篇目名单作为附录,既便于读者查找,也利于完善文献辑录的内容与 形式。
 
  总之,通过本次《中国抗日战争志》编纂工作会议,中指办各部门负责人与各位专家学者 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最后统一了思想,提高了认识,就史学界、方志界、档案界通力合作,共同编纂好《中国抗日战争志》达成了广泛共识。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地质 调查局等部门的领导与专家,表示愿意共享史料、共编志书。史学界、方志界的专家学者分工合作、各展所长,就人物志的收录范围与标准、大事记的上溯与下延、文献辑录的资料筛选与汇编方式等,提出了不少切实可行的编纂思路与措施,提供了一些具有普遍性的编纂经验与技巧,对于《中国抗日战争志》其他分卷的编纂也有广泛的指导意义。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抗日战争研究专项工程项目《中国抗日战争志》(项目编号:16KZD02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1]参见习近平:《深入开展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研究》,《人民日报》2015年8月1日第1版。
[2]目前学界的抗日战争图志成果以图为主。如杨克林、曹红编著:《中国抗日战争图志》,广东旅游出版社, 1995年;姜廷玉、辛平编著《中国抗日战争简明图志》,华文出版社,2005年;杨克林、曹红编著:《世界抗日战争图志》,上海画报出版社,2005年;林发钦、王熹编著:《孤岛影像——澳门与抗日战争图志》, 广东教育出版社,2015年;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安徽抗日战争图志》,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年;杨克林、曹红编著《同盟国的胜利——抗日战争图志》,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15年;山东省地方史志办公室编:《山东抗日根据地图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文字性的志书成果相对较少,代表性成果主要有,钟启河、刘松茂编著:《湖南抗日战争日志》,国防科技大学出版社,2004年;秦皇岛市地方志办公室编:《秦皇岛地区抗日战争志》,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河北省地方志办公室编:《河北抗日战争简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5年;中共连云港市委宣传部、中共连云港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连云港市地方志办公室编:《连云港抗战志》,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
[3]《民政部公布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人民日报》2014年9月2日,第15版;《民政部公布第二批6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人民日报》2015年8月25日,第14、15 版。
[4]参见徐友春主编《民国人物大辞典》(增订版),河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刘景泉主编《中国抗日战争人物大词典》,天津大学出版社,1999年;王宏德、彭训厚主编:《中国抗日战争60位著名人物》,国防大学出版社,2005年。
[5]参见中国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编:《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人物辞典》,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年。
[6]这方面的代表成果主要有刘国铭主编:《中国国民党九千将领》,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3年;茅海建主编:《国民党抗战殉国将领》,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
[7]这方面的资料主要有日本国外务省情报部编:《現代中華民国満洲国人名鑑》(昭和7年〈1932〉版),东亚同文会调查编纂部,1932年;日本国外务省情报部编:《現代中華民国満洲国人名鑑》(昭和12年〈1937〉版),东亚同文会业务部,1937年;[日]小森白:《大東亜戦争上国際裁判》,新东宝,1958年。
[8]代表性成果主要有王维礼、高二音:《论抗日战争的开端》,《东北师大学报》1986年第3期;广德明:《抗日战争起点研究述评》,《社会科学辑刊》1990年第5期;王桧林《第二次世界大战与中国抗日战争之关系的三个问题》《中共党史研究》1993年第3期;曾景忠:《中国抗日战争开端问题再研讨》,《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4期;荣维木:《近十年抗日战争研究述评》,《教学与研究》2005年第8期。
[9]代表性成果主要有雷德昌编著:《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大事记(1937.7.7—1945.9.2)》,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肖一平等编《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大事记:1937—1945》,人民出版社,1988年;齐福霖:《中国抗日战争大事记》,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张海麟《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大事记》,《军事 历史》1985年第3期。
[10]有代表性的资料汇编主要有复旦大学历史系日本史组编译:《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 1945)》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台湾“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出版,1981年;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抗日文件选编》,中央档案出版社,1995年;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合编:《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中华书局,1988—1990年;中央档案馆主编《中央档案馆藏日本侵华战犯笔供选编》,中华书局,2015年;周秀环等编:《中华民国抗日战争史料汇编——中国远征军》,台湾“国史馆”,20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