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链接

地方史:何为“地方”与如何写“史” ——关于地方史编纂的几点思考


《中国地方志》2017年第7期

提要:地方史编纂有着重要意义,纳入地方志工作范畴后,部分地区已计划启动该项工作,但相关理论基础和编纂规范却相对滞后。以往地方志编纂的经验并不能完全借鉴,地方史编纂需要创新与突破。对象范围上,要尊重历史逻辑,将对象“方域”置于历史脉络中加以考察,历史评价方面,应重新审视“众手成书”的模式;同时要寻求国家意识和乡土认知的统一,编纂过程中要考虑“志”“史”的区别与联系,采取时间为干、大事要事为枝、细节为叶的体式。必须提升地方志工作机构编纂地方史的权威性,还要转换思维,重视普通群众的历史。
关键词:地方史 地方志 通史 规范
 
  地方史是指对某个特定区域的历史记述,主要记述某一区域内人类社会的活动,包括历史上政治、经济、军事、社会制度演变及部分自然界的重大变化等。地方志是指全面系统地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地方史与地方志两者都是以某一个地区为记述对象,但与地方志兼顾自然与社会、侧重现状不同,地方史以记述过去为主,以记载社会发展为主,侧重于社会现象。这两者关系密切,甚至互相渗透。[1]
 
  由于历史的原因,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都把编修地方志视为主要业务。随着地方志外延的拓展,地方史编纂与管理也逐渐引起关注。2015年5月,中宣部和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联合下发《关于进一步做好地方史编写出版工作的通知》,要求“地方史编写与地方志工作密切相关,要加强与本地区地方志工作机构的沟通协调,具备条件的,可将地方史纳入地方志工作范畴,统一规范管理”。同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明确提出“重视军事、武警及其他各类专业志鉴、民族地区地方志、乡镇村志和地方史编纂工作”,要求“具备条件的,可将地方史编写纳入地方志工作范畴,统一规范管理”。2017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强调:“加强党史国史及相关档案编修,做好地方史志编纂工作,巩固中华文明探源成果,正确反映中华民族文明史,推出一批研究成果。”这是从国家层面明确了地方史志编纂的重要意义。部分省市也开始着手推动地方史编研工作,广东等省已提出在原有的主体业务外,增加地方通史编纂,做到“史志鉴”三位一体。
 
  但与各地积极探索推动将地方史纳入地方志工作范畴的热情不相匹配的,是地方史编修的理论体系还相对较弱甚至未能完全建立。如何编纂地方史、地方史的内涵与要求等,都仅仅停留在探索阶段,没有较为成熟的规范化标准出台。从以往的发展情况来看,地方史作为历史学科的_ 个重要分支,很早就进入学者的视野。叶舟在梳理民国以来国内地方史研究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地方史方面的研究成果表现总结为几种:一是地方史料的挖掘、整理与出版,二是地方通史和断代史的涌现,三是各地区乡土史教材、史话的大量出版,四是有价值的地方史专题论著不断出现,五是城市史研究的兴起。[2]但从大量的代表性著作来看,当前的地方史更多是侧重于研究,与地方志部门要求成规模、系统性、权威性编纂地方史的目标仍有距离,如何编纂出符合要求的地方史,成为地方志部门必须面对与探索的问题。在地方史编纂热潮前,更需要冷静地审视地方史编纂所面临的实际问题和需要解决的难题。
 
  一、“地方史”里的“地方”在地性原则的局限
 
  传统方志一般是按省府州县(省市县)等行政区划冠名和纂修,用行政区划作为“方域”的认定,似乎并没有太大的问题。但与地方志详今略古、强调资料性的特点不同,地方史更强调过去的历史,而历史的过程和观念却并不依赖或以人为的区划为原则,线性的界限与历史的逻辑未必能完全重叠。正如黄国信所指出的“区域是长时期历史因素积淀下来的各种地方性观念、国家意识形态和朝廷对这些观念的制度化过程互动而形成的存在于人们心中的多层次、多向度的指涉”[3]。简单来讲,在编纂地方志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简单地将本行政区域外的内容完全排除,但在地方史的编纂过程中,却无可避免地要将对象的“区域”置于整体历史的发展脉络中加以观察和讨论,在地性的原则就显示出其先天的局限性,某些历史现象的产生,并非仅限于某行政区域内,或者单纯地截取某行政区域内的某段历史叙述,无法理解整个历史的发展规律。必须说明的是,行政区划的名称常会因为区划调整、升格、易名等变化很大,某些行政区划的辖境也时有调整。对于志书中的这一类问题,陈泽泓已有相关的论述。[4]地方史的编纂情况类似,可以参考借鉴。但这些都非本文所关注的,笔者所讨论的是区域历史背景的复杂性,这一问题可以放到具体的例子里加以讨论。
 
  如果在地方史编纂过程中,不从整体史的角度加以把握,仅简单放大某行政区域内的所谓特性,则容易陷入一叶障目的困境,原本内容丰富的历史脉络更会难以理清。以现有的行政区划作为在地性选择的原则,简单淘汰非行政区域内的历史叙事,局限性非常明显。以单纯行政区域作为地方史编纂范围,其弊端还不止体现在类似这种涉及制度与跨区域问题的书写上。在侨乡的历史书写上,同样是一个需要加以考虑的问题。黄挺曾指出:“作为‘侨乡’最重要的表征,是不管是侨居外地还是留居本地,在人们的文化观念之中,本地与海外生活是交融一体的。”[5]基于这样的情况,地方史志都必须将华侨纳入书写的范围,原乡与海外的联系、华侨在海外创造的业绩,都应该成为记载的对象。地方志有专门华侨门类记述海外移民的情况,地方史在处理海外移民与原乡文化时却难以像地方志一样顺手,特别是在通史模式下,容易自觉或不自觉地忽略原乡与海外的关系,忽略华侨在原乡历史进程中所起的隐性作用。实际上,当陈祖义、施进卿等人纵横东南亚时,哥伦布还尚未出生;罗芳伯在海外建立现代意义的共和国时,欧洲的工业革命也才刚刚开始。地方史书写时,应将这些内容纳入考虑,将眼光扩大到原乡与海外的整体上。这些问题在少数民族地区,则会有更复杂的表现,需要我们在编纂之前认真思考。
 
  由各级地方志工作机构组织地方史编纂,由于受行政管理范围、自身职能定位与资料来源等的限制,很容易产生以现有行政区划划分编纂内容的导向。当然,这种做法有一定的合理性,也相对更容易组织,但在具体的问题上,却要求我们组织者和编纂者具备整体史意识,能够从历史发展的自身逻辑着手,以本地为主体的同时,兼顾全局,能够将记述对象区域置于整体的历史背景下加以观察和书写,甚至将眼光延伸到海外,而不受限于简单人为的行政区划。
 
  二、史观、史论的尺度与视域
 
  地方史编纂能否实现,取决于编纂的组织形式,组织者与直接撰写者的素质直接影响地方史编纂成果的质量。按志书编纂的经验,一般是由编委会负责组织实施与制定方案、内容编写等相关规划,其领导下的编辑部负责编纂工作。从两轮修志实践来看,既有地方志部门独立承担修志任务,也有聘请当地专家学者参与修志的情况,这两者有一个共同点,即众手成书。从资料收集到编纂成书,都要经过分纂与总纂,这种模式对于强调资料性、客观记录、述而不论的地方志来说,并无多大不妥。但到地方史编纂的实际操作中,这种模式却未必能完全实现编纂意图,甚至有很多需要探讨的地方。地方志可以只重记述,对历史现象不必有更加深入的研究与评论,但地方史却无法避免要述而论之,有意识地对史料重新进行深加工。编纂者的主观性将不同程度地左右编纂的过程。如果采取类似志书众手成书的办法,编纂初期对史料的取舍,以及到后期对历史的认知与评判标准等会很难统一,编委会与编辑部之间、总纂与分纂人员之间不易沟通,容易导致初始的编纂想法和编纂要求无法得到较好的反映,甚至会出现编纂者一意孤行的局面,或者编纂者受制于组织者,无法发挥自身作用,编纂成果缺乏特色等。这些问题都是必须提前考虑并加以解决的。地方史的特殊性决定其编纂过程应该有别于地方志的编纂模式,可以探索采取总、分册模式,即由编委会组织编纂通史式的简史作为总册,以总册为纲,以断代史或专门史为分册,直接任命或选聘分册执笔者,依照总册确立的原则编写各分册,从史料搜集取舍到编写成册,均由执笔者承担,不再另设总纂,既保证编纂意图得到落实,又给予执笔者一定的自主权。
 
  地方史的编纂不单是对一个区域的历史梳理,同时还担负传承地方文化的功能。程美宝在研究清末广东乡土教材中的国家话语权时,认为清末的乡土教材是把“爱国”和“爱乡”联系在—起,由身边可感知的事物入手,由“爱乡”进而“爱国”。[6]如光绪二十九年(1903)十一月《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中规定各科目要义所言:“历史,其要义在略举古来圣主贤君重大美善之事,俾知中国文化所由来及本朝列圣德政,以养国民忠爱之本源。尤当先讲乡土历史,采本境内乡贤名宦流寓诸名人之事迹,令人敬仰叹慕,增长志气者为之解说,以动其希贤慕善之心。”[7]地方史在编纂过程中,也应当自觉地将“国家”和“文化传承”贯穿其中。然而,在实践中,编纂者容易从狭隘的地方观念入手,将本地视为“自我”的存在,而将本地以外定位为“其他”,忽视国家这个整体的存在,过分强调自我,为拔高自我而贬低其他,特别是在一些涉及地方矛盾的问题上,无法客观公正地评价。这一现象在清末乡土教材的编写过程中已有前车之鉴。[8]为避免这一现象的产生,编纂者必须从“国家”的前提出发,在弘扬地方文化的同时,尊重“其他”。
 
  对历史的评价,还容易受地缘差异的影响。从国家的层面而言,某些历史人物具有正面性,但就某一区域来说,却可能出现与以往认知大相径庭的情况。比如郑成功,在国家观念和普遍的认知中,我们都会将其定义为民族英雄,而具体到某个区域,比如鸥汀背寨(今广东省汕头市鸥汀街道)却将其塑造成仇敌形象“有鸥汀,无国姓”成了该地区的共同认知。[9]而南宋末帝赵昺,其能力和其所代表的政权,在历史中都未能掀起很大的波澜,但对于广东沿海的居民来说,却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对于这些区域性的认知差异,在地方史的编纂过程中要认真对待,既要从区域实际出发,尊重乡土的客观历史事实和历史认知;又要从国家观念出发,加以引导,避免片面与狭隘。
 
  三、旧瓶还是新酒:‘志”“史”的界限与通史、专门史的选择
 
  无论是地方志还是地方史,都强调存史、资政、育人的作用,两者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有些方面甚至是一致的。如记述的内容都是某个地域范围内的具体事实,组织编纂的主体都是政府领导下的地方志工作机构,都必须强调客观性与权威性。这几个相同点决定了地方史的编纂将会是在地方志基础上的进一步发挥,而其资料的来源大部分是来自地方志,编纂经验方面很多也是借鉴地方志的编纂模式。就这些共同性来看,地方志可以属于“旧瓶”但地方史的编纂到底是属于“新酒”还是“旧酒”却需要考虑其他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方面是读者对象的问题。地方志的定位是经过科学整理的资料性文献,其所强调的是提供数据与资料,注重的是实用性,编纂的过程中主要是客观记录和系统整理;可读性则置于次要地位,毕竟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本志书是以可读性作为导向的(名镇志等专志除外)。但地方史的编纂者却应该首先明确其所编纂的地方史书需要争取最广泛的读者,还是仅仅限于历史学专家、历史文化爱好者以及社会科学的教师等群体。不同的读者对象,对编纂的内容有着不同的需求,这种需求差异甚至会大到必须用完全不同的编纂内容才能满足。如果编纂的开头没有明确的统筹规划,则容易出现编纂内容与实际应用要求不相匹配的问题。在阅读群体无法统一的情况下,出于实际的需要,地方史编纂的组织者,可能要考虑采用两分法,既出版适用于一般读者了解通俗历史的读本,也同时编纂具有较高理论水平、经得起学术推敲和检验的权威著作。当然,这对编纂人员的组成与组织本身也是一个考验。这一点,广东已经有一定的探索,比如在《广东省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2016—2020)》中就提到要“运用通史、专题史、口述史、史话等多种形式,深入挖掘岭南历史文化资源,组织省、市、县编纂出版广东改革开放史等一批地方史丛书”。但是将口述史、史话等引入地方史概念是否合适,仍然需要商榷。从编纂程度来说,口述史目前更多还是停留在第一手资料形式的程度上,仍未能上升到完整的历史叙事层面,而史话近似于文学的加工,则很容易影响地方史编纂的权威性,即便是照顾一般读者的需要,以通俗的形式记述历史,也应该强调权威性,强化“官书”“官史”的意识。
 
  另一方面,地方志采用的是横分门类的写法,用科学分类法全面详尽地记录某地域内自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的历史与现状。这样有助于对每_门类进行深入挖掘和记述,确保资料的完整性和查阅的便利性。与之相比,地方史的编纂遵循纵述的方法,却必须有所取舍,无法面面俱到,甚至在通史的编纂中,只能采取主线的形式,一般只能采用编年的形式,容易因侧重于政治的书写而忽略其他。如果仅采用纵述的方式记录主要的历史发展主线,忽略其他有效信息,从实用性而言,地方史的应用范围将大大缩小。如果采用专门史的写法,诚然可以就各门类的历史具体展开书写,有助于记述更加深入,但缺乏主线意识,无法形成完整的通史,不便于读者从整体上把握某一区域的历史。这两者都有不同程度的缺陷。地方史编纂的组织者不妨考虑将两者相结合,以通史为主线、专门史为补充的综合体裁来寻求对这一问题的平衡。总而言之,地方史的编纂应有别于地方志先横后纵的编纂体式,不管是通史还是专门史,都适合采取以时间为主干、大事要事为枝、细节为叶的体式,用纪事本末体相对独立地详述事物的发端、发展变化与结果。
 
  另外,地方史的编纂过程还要考虑时间断限的问题,各地历史的发展差异性较大,应结合当地的特点作调整与创新,加大地方特色的比重,突出各自的发展特点,不能简单以行政区划强制追求整齐划一。
 
  结语
 
  将地方史编写纳入地方志工作的范畴,既是对地方志工作机构职责和业务范围的进一步拓展,也是对修志工作的一项有效补充。当前要求志书每20年左右编修一次,地方史特别是地方通史编纂的年限则没有全国性的统一规定,但“志”“史”的编修应该是相互错开,而不是同时组织同时进行。从这一角度来说,修史是对修志的一种检验与补充。地方史的研究和编纂,是借助地方志编修过程中积累的大量资料,重新进行综合分析,阐明历史发展脉络与发展规律,这是对志书及志书所使用材料的重新审视,其中既包含对志书资料的总结提升,也包括对志书资料的查漏补缺,是对20年编一次志书的检讨和以现有眼光与视野对过去已完成志书资料的一种升华利用。地方史与地方志的编纂是互相促进与互相补充的关系。如何利用地方史编纂的机会重新审视志书材料,丰富志书编修理论,是值得“史”“志”编纂者和组织者思考的问题。
 
  与地方志明确规定编纂组织主体不同,地方史编纂一直都没有具体有效的管理。地方史研究与编写领域成果众多,在某些地区还呈现出强势的发展势头。我们不能简单否定这些成果存在的意义,但也要突出地方志工作机构编纂的地方史的“官史”地位。在借鉴此前地方史领域众多成果的同时,也要突出地方志部门的权威性。地方史编纂纳入地方志部门规划管理,不是对地方史成果的简单重复建设,而是有科学组织地代表官方发声,是对地方史编研的进一步规范。在纷繁复杂的地方史编研环境中,如何树立“官史”“信史”的权威性,除了借助行政管理手段外,还应当有地方志部门自身的特点,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考虑:一是全面系统。与以往地方史编纂的零散性不同,地方史编纂的组织者应当借助各级政府的力量,确保地方史编纂的有序性、系统性和全面性,要求各级行政区域都应当编纂地方史,从编纂规划、编写规范上有统一的指导性,区域覆盖更加全面。二是史料全面深入。纳入地方志部门的工作范围后,地方史的编纂将成为行政任务,这有助于编纂者更加全面掌握和收集相关资料,从成本、效率和资料范围上,都具备更强的优势。三是人员组成的代表性。利用行政资源和地方志编纂实际中形成的工作队伍,地方史编纂可更方便地吸纳具有代表性的学者、历史文化爱好者、乡土专家、教师等参与,使编纂成果更加符合要求,视野更加开阔,适应人群更加广泛。当然,在现有优势以外,也应该从地方志编纂以及传统史学研究和编写的弊端进行反思与改进。过去的地方志编纂也好,地方史编研也好,都倾向于政治史、制度史,表现出重视制度、政治、军事、外交、精英人物的历史,而忽视社会大众的历史,代表的是上层的话语权。无论是时代的发展要求,还是新的史学观的影响,都要求地方史编纂者摒弃以往的“狭隘”与“偏见”将“朝”与“野”合理统一起来,重视普通群众的历史,编纂出真正符合历史实际、符合社会发展要求的地方史。
 
 
[1]关于地方史与地方志的区别,可参见谭其骧《关于编修地方史志的意见》,《贵州文史丛刊》1981年第3期。
[2]参见叶舟:《民国以来国内地方史研究综述》《中国地方志》2005年第8期。
[3]黄国信:《区与界:清代湘粵赣界邻地区食盐专卖研究》,三联书店,2006年,第309页。
[4]参见陈泽泓;《关于志书冠名》,《岭表志谭》,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3页。
[5]黄挺《全球化背景下海外华人与原乡新联系:以柔佛新山和潮州为例》,许嵯智、黄挺主编:《海外移民与原乡文化》,花城出版社,2013年,第72页。
[6]参见程美宝:《由爱乡而爱国:清末广东乡土教材的国家话语》,《历史研究》2003年第4期。
[7]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295~296页,转引自程美宝:《由爱乡而爱国:清末广东乡土教材的国家话语》。
[8]清末黄节等在编写广东乡土地理教科书时,强调广府人种的主流地位,将客家人等划出“汉种”,引起丘逢甲、邹鲁等客籍士子的强烈不满。
[9]参见辛燕:《从历史记忆的视角看民间传说——以“郑成功破鸥汀寨”为例》,黄挺主编《潮学研究》第12辑,文化创造出版社,2005年,第3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