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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时期“厦金二岛志”比较浅析


《中国地方志》2017年第6期

提要:清道光年间福建兴修通志,兴泉永道周凯趁机主持编修了在厦门、金门方志发展史上均占有重要地位的“厦金二岛志”。两志体例类同,但《厦门志》体例更完备,门类更齐全,内容更丰富。两志均具有强烈的资政和民生色彩,体现了海岛志的地域特色。两志的成书过程和体例内容对我们今天编修志书仍然具有重要启示。
关键词:《厦门志》 《金门志》 比较
 
  2015年12月,“台湾县市精品汇暨2015金门精品走进北京”系列活动举行。金门高粱酒、一条根、菜刀、风狮爷等金门知名特产集中亮相京城。金门县长陈福海表示,金门自古与厦门一衣带水,风俗人文相近,民情物产类似……厦金两地地理位置接近,历史渊源深厚,也充分反映在具有“百科全书”之称的两地志书中。
 
  清道光时期,厦门岛和金门岛分别为泉州府同安县和马巷厅之一里,即嘉禾里和翔风里,土地不广,行政层级很低,但在当地官绅文人的倡导重视下,均各自修成了一部岛志。成书后的《厦门志》是一部“体例较为完备且具有特色的地方志书”[1];《金门志》则是金门岛“第一部名副其实的志书”。这两部志书编修时间相差不远,关系密切,可互为“参观”时人“合而名之曰厦金二岛志”甚至还有人作厦金二岛志序作为两部志书的共同序言。[2]目前学界对二岛志尚未展开深入研究。本文试从体例、体裁、记述内容等方面对这两部志书作简单比较,阐明两志的文献价值和学术价值。[3]
 
  一、厦金二岛一衣带水,历史上长期共隶于古同安县
 
  厦金地缘相近,两地之间仅隔着浅浅的一道水域,从厦门角屿到金门马山落潮时只有1800米的距离。从五代后唐长兴四年(933)同安县第二次设置县名固定开始至清代,厦金二岛长期仅是同安县的一个基层政区,共属古同安县管辖,厦门岛属绥德乡嘉禾里,金门岛属绥德乡翔风里。在清代这种行政区划稍有变化:清顺治十二年(1655)至康熙十九年(1680),郑成功、郑经父子在厦门成立思明州,此时厦门岛和金门岛不属清同安县管辖。此外,清咸丰三年(1853)小刀会起义军在厦门建立为期半年的割据政权,此时厦门岛也不属同安县管辖。与漫长的历史长河相比,这两次变化可以忽略不计。清乾隆四十年(1775),设马巷厅辖翔风里、民安里等地,此后至1911年清朝灭亡金门岛都属泉州府马巷厅管辖。也就是说,从1775年始至清末大约140年的时间里,厦门金门分属泉州府同安县绥德乡嘉禾里和泉州府马巷厅翔风里。当然道光年间的厦门岛和金门岛也分别隶属同安县和马巷厅。可能金门因为隶属同安县的历史较长,所以时人多习惯称同安金门。
 
  厦门尽管行政层级低,但自清初平定台湾后,清朝在厦门先后设立或移驻了不少高规格的军政机构统管厦门和其他地方的军政要务。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朝廷在此设立台厦兵备道,统一管理厦门与台湾军政要务。是年,清朝廷将闽海关(当时全国共设4个海关)设于厦门。康熙二十五年,泉州府海防同知由泉州改驻厦门。雍正五年(1727),撤销台厦兵备道,将原设于泉州的兴泉兵备道衙门移驻厦门。雍正十二年,将永春直隶州划归兴泉道,改称分守巡海兴泉永兵备道(为省派出机构),统辖兴化府、泉州府以及永春州两府一州的军政要务。这些说明清初以降在统治者心目中厦门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地位越来越重要。而金门地瘠民贫,军政地位远不及厦门,仅在康熙年间清兵占领金门岛后设金门镇总兵。
 
  二、“二岛志”编修缘起
 
  道光年间,厦门广袤不足70里,金门不过30里,均为小海岛,在行政区划上仅仅为同安县和马巷厅之一里。幅员不大,行政级别低下,时人为何要为其修志呢?原因如下。
 
  其一,两岛位于福建省东南部,军事地位重要。厦门“处泉、漳之交,扼台湾之要,为东南门户。十闽之保障,海疆之要区也”。金门为厦门的咽喉“地之险要尤甚厦门”与铜山、南澳水师互相犄角,足控台澎。明末清初,郑成功据厦金北伐东征,一举收复台湾。清康熙年间闽浙总督姚启圣等统帅大军攻克厦金二岛,以此为基地进而平定台湾。鉴于厦金地理位置的重要,清朝在厦门加强镇守,军事方面命福建水师提督率5营官兵守卫。如前所述,还将一些高规格的军政机构如兴泉永道等移驻厦门。清朝在金门设金门镇总兵统帅二营弁兵镇守“隶属马巷厅,以县丞分治之”[4]。
 
  其二,厦门因海上贸易获利富甲一方,商品经济繁荣;金门人物则盛极一时。清初平定台湾后,岛内“求朝贡而通市者,史不绝书”。尤其康熙年间厦门被官方确定为与台湾鹿耳门为海峡两岸通航的唯_口岸后,台湾与大陆之间贸易频繁,促使厦门商贸经济走向繁荣。经过一百多年的承平发展,至道光时期,厦门岛“士蒸蒸以蔚起,民蚩蚩以谋生。虽一里也,而规模廓于一邑矣”“商贾辐辏,帆樯云集”“骎骎乎可比一大都会矣”[5]!清代金门人物盛于明,如蔡虚台、卢牧州等“皆以文章风节有声寰宇间”,地方官需修志以“纪其盛”。
 
  其三,兴泉永道周凯以修志为己任。道光十年(1830),浙江富阳人周凯任兴泉永海防兵备道,驻扎厦门,适逢闽浙总督孙尔准重修《福建通志》,奉命采访近闻,搜罗志乘,得阅乾隆年间举人薛起凤主修的《鹭江志》。但《鹭江志》所载皆为当日时事和诗歌,对“政事之要,未暇详备”,更似笔记杂记类之书,“未可以云志”,于是周凯决心修志。
 
  编修《厦门志》时,周凯考虑到金门与厦门唇齿相依“地之险要尤甚厦门”,捍卫着厦门岛的安全,却“志乘未有成书,恐后世征文考献,必怃然于残编断简之无存者”[6],因此欲“为金、厦二岛合志”[7],自然将《金门志》编修也提上日程。
 
  三、“二岛志”成书始末
 
  厦、金二岛志编修时间相差不远,但付印时间相隔了30余年。
 
  道光十年(1830),闽浙总督孙尔准重修《福建通志》,下令各地搜集地方志乘并采访近闻。趁此时机,周凯广集群书,延聘闽清县儒学教谕凌翰、辛已科孝廉方正候选知县陈荣瑞、署福建水师提督中军参将孙云鸿和同安县廪生林焜熿“分门辑纂”《厦门志》。其中孙云鸿负责分辑兵制、海防、番市、纪兵、山川、津澳;凌翰、陈荣瑞、林焜熿负责分辑分域、艺文、职官、选举、列传、列女传和风俗;船政、台运和关赋3卷则完全根据官府档案编辑。最后由周凯本人总纂裁定。因乘着通志编修的东风《厦门志》进展顺利,道光十二年即告修成。第二年,周凯“权台湾道”十六年迁到台湾,将《厦门志》副本留在厦门吕世宜家。十七年,周凯病卒于任上《厦门志》未及刻印。十八年,黎攀缪调任兴泉永兵备道“下车即取其稿阅之“认为“有裨政要,宜梓行”[8]。他与福建水师提督陈化成、厦防同知蒋镛等“各捐廉若干为之倡”由吕世宜校对,于十九年刻印成书。
 
  如前所述,在编修《厦门志》时,周凯已计划修《金门志》,并找到了合适人选,即参与分辑《厦门志》的金门人林焜熿。林焜熿对金门地情比较熟悉,在道光四五年间已辑有《沧洲汇草》20卷,为编撰《金门志》奠定了一定的资料基础;且参与编修了《厦门志》,熟悉志书体例架构,有志于修志,确实是一个适当的人选。道光十四年(1834),他即开始“采掇遗籍、搜罗群志,且遍历山川,按其形势;兵制求之官书、遗事访之父老”[9]。通过两年的艰辛努力,于道光十六年完成《金门志》初稿,周凯为其“芟辑”,后经“江、浙名手刘五山、陈扶雅及光泽高雨农诸公互勘”[10]定稿,但迟迟未能付刻。同治十二年(1873),刘松亭协镇金门,讲求文教,以林焜熿之子林豪为总辑并续修《金门志》,又请内阁中书付炳锽订正“剪芜删蔓,存十之七焉”[11],并刻印行世。清光绪八年(1882),晋江举人洪曜离任浯江书院讲席,捐资再次刊刻。
 
  四、“二岛志”同异分析
 
  其一,在编纂组织形式上都为官修,即地方官主持、聘请名人学士参与编纂。两志编修组织者规格高,俱由兴泉永道组织,俱高于同安县志的编修规格,编修人员有所重合。兴泉永道周凯趁着编修《福建通志》的时机,发起并主持了《厦门志》和《金门志》的修纂。他“议修《厦门志》”,延聘凌翰、陈荣瑞、孙云鸿、林焜熿4人参与《厦门志》的分辑,并亲任总纂“总而正之”[12]。《金门志》则基本上是林焜熿“一手纂辑”[13]而成。
 
  其二,体例俱为门目体,均运用了图、志、表、传、记、录、附、考、述等多种体裁形式;但《厦门志》体例更完备,门类更齐全,内容更丰富。具体比较见下页表。
 
  从下页表可知,两志俱采用门目体,按类分门立目。正文部分都有16卷,即16门,门下再立目。《厦门志》16门俱设目记载,共119目,设目比较多的门类有分域略、关赋略,俱为14目。《金门志》除皇言录外,也设目记载,共分79目。为便于记述事物,相当多的目之下又设小目。门统目,目统小目,使全志看起来结构严谨,层次比较分明,领属较为严密。
 
《厦门志》和《金门志》门类比较情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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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笔者按事物性质对16门再划分大类,两志正文都包括绘图、分域、兵防、船政、赋税、艺文、职官、选举、人物、风俗、旧事11大类。《厦门志》则多了台运、番市两大类。此外,《厦门志》绘图、分域略、兵制略、防海略、船政略、关赋略等门之下目的数量都远远超过《金门志》,显然《厦门志》门类更齐全,内容更丰富。当然,这也是由厦金不同的地情决定的。
 
  两志卷首部分大体相同,唯征引书目仅《厦门志》独有。《厦门志》卷首有周凯、高澍然、黎攀缪、陈化成、卢凤琴、孙云鸿6人作的序,还有凡例、纂修人员姓氏、征引书目、目录。《金门志》体例“悉从《厦门志》”[14],卷首有周凯、高澍然、章倬标、洪曜离4人作的序,还有纂辑姓氏、续修姓氏、林焜熿《凡例》、林豪续修《凡例》、金门图和目录。此外《厦门志》多了卷末附载部分。相比之下《厦门志》体例也更完备。
 
  《厦门志》和《金门志》都运用了图、志、表、传、记、录、附、考、述9种体裁,大多数从两志目录名称即可看出,少数体现在正文当中。图:《厦门志》绘图卷有厦门图、御碑亭图、万寿宫图、朝天宫图、风神庙图、朝宗宫图、玉屏书院图、紫阳书院图8幅;《金门志》编者本来在卷首安排了金门图、防海图以及书院图、公署图,但现存版本仅剩金门图。志:《厦门志》志体主要体现为目录中的八略和一记,即分域略、兵制略、防海略、船政略、关赋略、台运略、番市略、艺文略以及风俗记;《金门志》志体包括一略一记三志,即分域略、风俗记以及规制志、兵防志、艺文志。表:两志俱有职官表、选举表。传:《厦门志》为列传、列女传;《金门志》为名宦列传、人物列传和列女传。记:两志旧事志卷的纪兵目以及《金门志》旧事志卷的祥异目,实际上就是两志的大事记,只是内容以军事和自然灾害为主。录:《金门志》为皇言录,但实际上《厦门志》在绘图卷中也“恭录宸翰”[15],只是未单设一卷。附:《厦门志》旧事志卷有丛谈,卷末有附载,卷4防海略正文后“附以风信、潮信、占验及台澎海道、南北洋海道”《金门志》旧事志卷有丛谈,卷7名宦列传卷正文后附了殉难,此外在多卷正文后有附录,如卷4规制志后有书院附录。考:《厦门志》番市略正文后附以海险、夹板船考、洋钱考;《金门志》有赋税考。述:两志在绝大多数卷下 都有无题小序。
 
  其三,两志都为通志,都浓墨重彩反映了海岛志的地域特色。《厦门志》《金门志》主体内容均贯通古今,“于本朝掌故,庶几赅举”[16]。
 
  《厦门志》凡例指出“兵制宜详”“防海之事甚大”“厦门政事之大者,莫如船政、台运、海关三者”,体现了鲜明的军事海岛特色。通常来讲,海岛风害比陆地严重。福建南部沿海风季长,风速高,厦门岛受台风影响很大,人们为祈福避灾,往往立庙祭祀《厦门志》卷1风神庙图即体现了这种地域信仰特色。厦门岛海防军事地位重要,卷3兵制略详细记载了水师提标五营(中营、左营、右营、前营、后营)的将弁配备、战船增减、操演以及出海巡逻情况,而无半点陆师的记载。卷4防海略不仅记载水师提标五营分管的厦门及附近的汛地、汛口和炮台等各种海防设施,还以附的形式将记载笔触延伸到岛外的广大海域,即“附以风信、潮信、占验及台澎海道、南北洋海道,俾哨弁、贾舶得所取资”[17]。
 
  海岛百姓交通谋生、水师巡逻战守离不开舟船。《厦门志》船政略详载了厦门水师作战所用战船配备、修造例禁等,还记载了开展海上贸易的商船、洋船、外国来厦船只一番船等的外观、规模、构造、人员、载货量以及官方管理等。厦门一度为“通洋正口”,全省关税“以厦门为最’。《厦门志》专设台运卷记载厦门官方调拨船只运输台湾米谷作为福建军粮的具体情况;设关赋卷以记载海关税收情况。这些都反映了海岛特色。
 
  《金门志》也重视海防记载,卷首即设防海图。林焜熿《金门志•凡例》强调“金门最重者,莫如兵制、海防”,故设兵防志“纪之不厌其详”[18],并以沿海略和岛屿礁汕附之。“至于物产,应自标一门。第按类缀述,数见不鲜;兼之偏隅岛志,不欲多立门目。故凡常者不书,考其希异者附诸后”,均体现了海岛地域特色。
 
  其四,两志从篇目到内容均体现了强烈的资政和民生特色。当时官绅对志书的资政作用有着清醒的认识。周凯接任者福建兴泉永兵备道黎攀缪认为,“官斯土者,考其山川,察其风俗,叙而措之政事,即可以是书(即《厦门志》)为考镜”。光泽举人高澍然认为厦金二岛志使官司得识其职,人民得识其泽,胥吏无所藏其奸”。兵制、防海、船政、台运、海关等都是治理厦门的大政要事,故《厦门志》在兵制略、防海略、船政略、台运略、关赋略等卷中都作了详载。在船政略小序中编者说明该卷详载战舰“则例及制造琐屑,商、渔贩洋大小各船例禁原委,当与海防、兵制互观,俾为政者得资考焉”[19]。
 
  为便于资政和民生《厦门志》某些内容的记述甚至超出了地域范围,大胆突破了志书不越境而书的传统。如防海卷“附以风信、潮信、占验及台澎海道、南北洋海道,俾哨弁、贾舶得所取资”[20];番市卷主要记载了与厦门通商的东西南洋海上诸国的例禁、海道、山川物产等,甚至“贾舶不通者”也附之。著者也深知这些内容“虽似非《厦门志》所宜载”,但因足资贾舶之参考而入志。这种修志为用、务实变通的做法值得后人效仿。
 
  金门因军事地位险要《金门志》兵防卷对兵制和海防作了详尽记载“以备后人因时制宜之用”。《赋税考》小序云:“记载间有不念民瘼者,或蠲后重征、或税余加耗,而奸胥蠹役之中饱毫无忌惮者,益可知矣。夫金门瘠地,仅种杂粮;渔盐之利,或藉以代耕。苟加派、加抽新章叠出,所获遂难供税,安望仰事俯畜哉!兹远考旧乘……为赋税考,俾父母斯民者览焉!”体现了编者强烈的民生思想和资政愿望。
 
  五、评价和启示
 
  因地缘相近、血缘相亲、法缘相循等缘故,厦金两岛先民往来频繁、民情风俗类似、俱受传统儒家文化朱子学说的浸染。道光年间,在厦金官绅和文人学者的重视下,厦金两“蕞尔小岛”都产生了本地方志发展史上地位极为重要的一部志书,方志文化在两地得到很好的继承和发扬。《厦门志》是一部体例齐全、内容完备且具有强烈地方特色的志书,是厦门旧志中编修质量最高的一部;《金门志》是金门岛第一部名副其实的地方志书。两志都由兴泉永道周凯主持修纂。《厦门志》在众手分纂基础上由周凯总纂而成。《金门志》义例定于周凯,但基本上是林焜熿“一手纂辑”而成。《金门志》后于《厦门志》编修,故多效仿《厦门志》,在体例体裁、篇目内容安排上受《厦门志》影响很大。两志小序具有强烈的资政和民生色彩,两志都体现了海岛志的地域特色。两志都完整地反映了地情,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比较而言《厦门志》体例更完整、内容更丰富、历史影响更大、更具有开创性。当然《厦门志》也存在不足之处,如门目设置不当,将御制碑文、御赐匾联放在绘图卷中不太合适,不如《金门志》设“皇言录”收录更合理。
 
  厦金二岛志的成书过程和体例内容对我们今天编修志书仍然具有深刻的启示:首先,追波逐流、乘时而修、顺势而为则事半功倍。厦金二岛志编修的大背景是闽省大吏兴修通志,命令各地采访近闻,搜集资料,这必定为厦金二岛志的编修创造良好的资料基础。周凯在短短两年时间里组织编修成功二岛志不能不说得益于此股东风。目前我们修志也面临历史上的最好时机,所以我们要趁此良好时机修好志书,壮大自身力量。其次,地方官重视和修志人的选择是修好志书的关键因素。周凯亲自组织编纂了《厦门志》、“议修”并总纂《厦门志》。他根据志书内容的不同安排了不同的分纂,延聘武将——“署福建水师提督中军参将”孙云鸿担任兵制、海防、纪兵等的分纂,延聘学者文人——闽清县儒学教谕林翰、同安县廪生林焜熿等担任艺文、风俗和列传等的分纂。地方官和修志人的共同努力使志书在较短的时间内以较好的质量面世。最后,志书不仅要利于资政,还要利于民生。二岛志是了解厦门和金门地情的重要文献,是地方官治理地方和商人经商贸易的重要镜鉴。两志的资政和民生功能在序和卷下小序中有明显的体现,这也反映了作者的济世和民本观念。今天,作为“官书”的地方志,既要反映“高大上”的官方内容,更要反映“草根”的民生内容,才能不负“百科全书”之称谓。
 
 
[1]陈峰《厦门古代文献》,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58页。
[2]参见高澍然《厦金二岛志序》,道光《厦门志》,鹭江出版社,1996年,第2页。
[3]道光年间林焜煥《金门志》修订后未刊印,直至同治年间其子林豪依前志续修后才刊行问世。今之所用版本即为林豪续修之本,而本文主要论及的是林焜煥所撰志稿。
[4]周凯《金门志•序》,林焜燠《金门志》,“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2辑(38),台湾大通书局,1984年,第1页。
[5]道光《厦门志》卷2《分域略》,第13页。
[6]周凯《金门志•序》,林焜燠《金门志》“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2辑(38),第1页。
[7]林焜熿《金门志•凡例》,林焜熿《金门志》“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2辑(38),第14页。
[8]黎攀镠:《厦门志•叙》,道光《厦门志》,第3页。
[9]周凯《金门志•序》,林焜熿《金门志》“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2辑(38),第1页。
[10]林焜熿《金门志•凡例》,林焜熿《金门志》“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2辑(38),第15页。
[11]章倬标《金门志•序》,林焜熿《金门志》,“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2辑(38),第6页。
[12]孙云鸿:《厦门志•叙》,道光《厦门志》,第6页。
[13]林寨《金门志续修凡例》,林焜熿《金门志》“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2辑(38),第17页。
[14]周凯《金门志•序》,林焜熿《金门志》“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2辑(38),第1页。
[15]道光《厦门志•凡例》,第7页。
[16]周凯《厦门志•序》,道光《厦门志》,第1页。
[17]道光《厦门志•凡例》,第8页。
[18]林焜熿《金门志•凡例》,林焜熿《金门志》“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2辑(38),第14页
[19]道光《厦门志》卷5《船政略》,第118页。
[20]道光《厦门志•凡例》,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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