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链接

河南旧志商人传记略析*


《中国地方志》2017年第9期

提要:河南旧志中存有大量的商人传记,这些传记多数被收录在孝友、义行、孝义等条目中。不同条目下的商人传记,往往包含着写作者的社会立场、价值取向和思想主张,因此把握地方志中商人传记出现的历史进程,辨别地方志中商人传记的史料性质,厘清史料价值,是合理有效利用此类资料的基础。河南旧志中的商人传记对于研究慈善事业史、商业经营史、婚姻家庭史、灾荒救济史等不无裨益。
关键词:河南 旧志 商人传记 史料价值
 
  方志突出的地方性、编纂的连续性、内容的广泛性、体例的多样性决定了其是研究地方史的绝佳史料。明清以来,商人的地位和作用被重新认识,各地方志都保存有不少的商人传记资料。河南旧志中的商人传记包含了研究慈善事业史、商业经营史、婚姻家庭史、灾荒救济史等方面的丰富资料,准确把握方志中商人传记的价值,对于我们合理利用此类史料不无裨益。
 
  一、河南旧志商人传记的出现
 
  在中国历史上,由于长期的“贱商”传统,商人传记不为正史所载。除了正史以外,地方社会的修史活动逐渐展开。“郡之有志,犹国之有史”[1]是多数地方志编撰者的认识。两汉至隋唐,是方志发展史的探索阶段,这时期志书的主要形式有图经、地记和郡书等。郡书以记人为主,图经、地记以述地为主,出现了人地分离的趋向。清王谟所辑《汉唐地理书钞》中,收有陆机《洛阳记》圈称《陈留风俗记》杨街之《洛阳伽蓝记》,这些志书侧重于对河南地志的记述,而非注重人事。宋代,方志的撰写趋向成熟和定型,地方志从注重地理向注重人事转变,方志传记虽多数为地方名流而作,但有些传记延伸到下层民众。人物传记能够生动形象地反映人类社会生活的面貌,丰富人物史料,促进传记的发展,使人物传记成为方志资料的宝库,也为商人传记创作提供了有利条件。
 
  明清是方志纂修史上的全盛时期,由于统治者的重视和提倡,府、州、县志得以经常编修。河南的地方志编写频率极高,修撰十分发达,数量和内容丰富。据仓修良统计,河南现存有370种方志,仅次于山东、河北、浙江三省,若以《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地方志宋元明清种数统计,河南位居第二位。[2]此时的方志撰写者基本继承了宋以来的纂修思想,对之前注重地理而忽略人物的做法进行了批判。比如在商人和商业活动较为发达的怀庆府地区,乾隆《怀庆府志》编纂者称:“《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略于人物,以地理为重也。至如郡邑志乘,必载人物,典型系焉,世教补焉,则南轩(张轼)之论为允。怀郡钟灵毓秀,不乏伟人。自子夏设教西河,而后若唐之韩昌黎,元之许鲁斋,明之何柏斋,倡明理学,尤为煊赫。此本首列先贤,以崇圣道,次列先儒以尊经术,其忠节、孝义、隐逸、流寓、方术,则各以其名表之。凡卿相庶僚及民人之克自树立有足当三不朽之一者,概以列传焉。终之以列女,区明风烈,用阐幽微,亦史例也。”[3]可见河南地方志非常注重对本地区人物的记述。就方志编纂条目而言,撰修者在职官、选举、名宦等人物之外,又分列出许多类型,如乡贤、孝友、义行、德行、耆旧、流寓、隐逸、列女、方外等,河南方志的入传条件不再局限于达官显贵或者名学大儒,更多的凡夫俗子甚至是普通的士农工商入传。作为代表地方话语的有力工具,方志在搜罗本地人物的工作上不遗余力,成为研究地域商人的重要资料。
 
  明代中后期商品经济日渐兴盛,各地域商人集团兴起,商人及其商业活动对整个社会造成巨大影响,士商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明清士大夫对商人的态度也因此有所转变,并产生了“新四民论”[4],商人的地位和作用被重新认识。首先,表现在当时社会的著名文人为商人作传记;其次,随着士商关系的互动和发展,许多商人在经商的同时热衷于与文人士大夫交往,而且许多商人出身于儒士阶层;最后,商人本身的文化素质得到提升,使他们在商业经营过程之中能够遵循市场规律,获取财富的同时造福社会。这些因素,促使地方志中的商人传记也大量出现,表明商人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其地位和作用不容忽视。随着明清社会经济的发展,商人的社会影响日渐显著,商人群体已经成为地方志人物传记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方志纂修者也热衷于记述商人的义行善举,从而发挥方志的教化作用。
 
  二、河南旧志商人传记的史料来源
 
  明清以来地方志的编写具有规范化的程序。方志纂修之初,通常由地方政府专门成立修志馆,设立总裁、纂修、参订、编辑、采访、校正等项职务,分工明确,权责分明。各修志机构虽情况有差,但大体具备类似的组织部门和成员机构,其修志成员主要为地方官员和社会文化名流。
 
  方志编修所依据的资料有档案、史书、家谱、碑刻、诗文集、笔记和采访材料等。资料的来源决定了该方志的史料价值。就商人传记而言,史料来源主要为采访录和成文资料汇编。人物事迹是否被编写者所采集到,与方志纂修者的组织能力有直接关系。以民国26年(1937)《巩县志》纂修为例,巩县修志馆的规模庞大,参与人员众多,组织严明,专门制定有《编辑公约》,并且对史志的采访和编辑做出严格规定,仅负责采访的人数就多达90人。而在该志书中,巩县商人传记的数目也相当可观,共有25篇商人传记,记载内容丰富,史料价值显著。
 
  有些方志虽然在编修的前言中未能言明采访人员,但在列传的内部予以注释。如孙星衍纂修乾隆《偃师县志》,其“孝义传”部分就主要是依据采访事实撰写完成,其所记述的商人事迹相对可信。民国《新安县志》纂修成员中采访人员有10人,虽然无法与民国《巩县志》相比,但其粮商许朝阳的传记,详细注明经邑人郭振斗的采访册编辑而成。这类传记的纂写,多是建立在充分调查的基础上。
 
  除了进行实地采访调查外,方志纂修参考已有成文的史传资料类编,是比较普遍的现象。乾隆《孟县志》卷6《孝义传》甚至出现了商人父子同时入传的情况。[5]透过这两篇父子商人传记,我们可以了解传记的写作者是以《中州彰善录》为基础,同时结合深入调查编纂完成。
 
  取材于现成材料,固然能够为方志的纂修省去许多麻烦,然而其可靠性相对下降。家谱是方志史料来源的重要参考之_。有些家族的地方社会影响力巨大,在地方权力和宗族权力的双重作用下,方志的写作者往往会选取家谱中已有的传记,家传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国家层面的认可,有助于树立地方宗族的权威。民国《项城县志》卷25《人物志•义行》记述了典铺商韩廷玺的事迹,其资料就来源于韩氏家谱。[6]
 
  现成的墓志碑刻资料也是方志收录的内容。在民国《重修信阳县志》中,写作者为商人樊懋昭的儿子樊鹏立传,艺文志收录有何景明的《樊懋昭墓志铭》。[7]何景明是明代“文坛四杰”中的重要人物,也是“前七子”之一,影响巨大。方志纂修者在编志时对与本地相关的人物和作品进行全面的调查,以避免遗漏,且在已有作品的基础上重新建构。樊鹏的方志传记,1/3的内容在叙述其父的事迹。结合艺文志部分收录的何景明撰写的《樊懋昭墓志铭》不难发现该篇传记的史源来自于墓志铭。此外,民国《考城县志》艺文志部分收录了明代山东仕宦王崇文的《明义官王学墓表》,通过对比方志中王学的传记,方志传记显然只是墓志铭、墓表的缩影,如果想要了解传主的原貌,必须借助于墓志碑刻等原始资料。
 
  方志传记、正史传记和家传是常见的传记类型,因写作者不同而差异明显。光绪《光州志》在《凡例》中称:“志传之例与史传小异,与家传则大不相同。盖史传贤奸并书,志传则书善不书恶,所以树风声也。至于家传未免铺张扬厉之作,志传则事贵核实,词归简要,不敢附会也。”编纂者还指出“志传非一人一家之私著,所以采合公论,垂示久远”[8]。方志传记“事贵核实”“不敢附会”“采合公论”的特点,决定了其史料价值的可靠性和公正性。
 
  三、河南旧志商人传记的史料价值
 
  方志作为官修史书的一种,固然存在书善不书恶的弊端,但是与笔记、文集、碑刻等资料相比,其记载的内容丰富,涵盖面广。方志商人传记可弥补正史资料之不足,填充其他史料的缺失。就方志的编纂条目而言,撰修者在职官、选举、名宦等人物之外,又列出许多类型,如乡贤、孝友、义行、德行、耆旧、流寓、隐逸、列女、方外等。商人被方志的纂修者以形形色色的类型条目编入志书,分列在相应的栏目之下,与其说这些商人具备优秀的品行,不如说是其行为方式恰好符合写作者的要求。河南旧志中丰富的商人传记资料对于研究慈善事业史、商业经营史、婚姻家庭史、灾荒救济史等颇有价值,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一)慈善事业史
 
  明清商人在长期的经济活动中,为求得生存和持久发展,创造了属于自己阶层的商人文化。所谓的文化既包括物质层面,也包括精神层面。商人的慈善事业活动则是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重要内容。河南商人传记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在于他们多热衷于急人所难,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写作者们往往采用细节描写方式,着重选取商人生平中的某件事情,举例说明,以此来展现传主的良好形象。
 
  在民间社会,因各种突发意外急需钱财的事情时有发生。商人作为资本的持有者,大多将闲置的钱财放贷出去,以获取额外收益。有些商人奉行重义轻利的理念,将民间放贷视为一种慈善行为,对于部分借贷者的偿还能力不予考虑,如若借贷者无法偿还,遂将债券焚毁,以示恩惠。许昌王介石“性刚直好施。予衙前开设天聚号,生意往来多名士。或因贫不能婚嫁殡葬者,慨然资助。久之外欠累累,遂将簿记焚之”[9]。从交代与传主商铺的地理关系来看,传记的写作者明显为衙门官员,写作者对传主的情况相当了解,其记述的内容应该是可靠的。武陟孟继颜,“生平轻财重义,在五车口开设杂货铁货店,外欠之债逾两千余缗。一日,与众约曰:愿偿钱者以五日为限,过此即两清矣。及期送者寥寥,遂当众将账焚毁。乡人义之,匾其门曰:积厚流光”[10]。其中固然不乏溢美或者夸张成分,但是商人的借贷不索偿还行为,无疑有助于将自身与所谓的“守财奴”区分,为保障贫困者的生活需要提供一丝安慰。
 
  除了借贷以外,有些商人在积累钱财以后,出于慈善之心,修筑道路、桥梁,解决百姓的出行问题。林县郭兴义“以商业起家。与兄兴诗同心好善,邑中桥梁道路应修者皆引为己任。自光绪三十年后,或独力修治,或量工捐助,计修沙蒋西路、马鞍岭路、大驼岭路、虹梯关路,晋境龙真路、花园梯路、磊口路、铺岭路,约费钱数千串”[11]。郭兴义所修的道路,不仅包括本境,更包括山西省的部分地区。信阳姚柱林“道光初年经商起家,疏财仗义。凡修桥赙丧,助贫济孤诸善事,争先恐后,有为报施之说者,雅不欲闻”[12]。他们的善举,既为自己提供便利,也为人们出行提供方便。
 
  积德行善是儒家积极倡导的价值理念,随着士商的互动和融合,不少商人都把基础设施建设当作积德行善、造福百姓的义举。禹州陈三哲,凭借贾术积累数千金“修嵩东山路及石梁、仙坟、堰口、权家店、沈家庄诸桥,费以千计。许州太守姚州守高旌表其门,曰乐善不倦,曰太邱家范”[13]。商人的义举,不仅有助于改变传统对商人的偏见,而且能够蠃得整个社会甚至是官方的尊重。
 
  值得注意的是,透过修桥铺路、完善基础设施等慈善活动,我们也应该看到背后的内在动力和意图。虽然有些纯粹是出于慈善之心,但是还包含其他多方面的因素。商人对于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有强烈的经济意图,交通是商人商业经营的硬性条件。出于旅途艰辛的切身体会,或者是深受刺激和侮辱,商人阶层对修筑公共设施等慈善事业表现出强烈的决心。淮阳人傅秉礼在项城设有商铺,为便于两地往来,在“刘郑楼坡地下,输数百金,创修砖桥,筑路数里,遂庆康庄”[14]。项城李金辂“在黄庙集贸易为生,好义,不计有无。集旧有木桥,金辂欲易以石,苦无力。居积数十年,累千金,遂倡议改建,众感其义,亦争相助,卒底于成。同事者黄国贤与有力焉。继又倡修张埝石桥,国贤佐之。费皆万余金,数年始竣。金辂竟以集劳殁”[15]。李金辂凭借日积月累贸易所得钱财,不惜倾尽所有,终于筑成石桥。传记中虽未曾交代修筑的缘由,但从传主贸易的地点来看,显然去往黄庙集贸易时路途的不畅是直接原因。
 
  交通设施的完善对商人贸易至关重要,有些人凭借对道路与交通的控制,对商人极尽侮辱和刁难,这也激发了商人的筑路热情。“道光初,有李子贤者,以贾客经清阳渡(南阳清水),为舟子所辱,私自誓曰:吾他日若得倍利,必岁置船与梁于斯水上,不使渡者更费一钱。后卒如所言。”[16]他们有意识地改造经营条件的举措,既为商旅往来提供便利,也方便过往百姓。因此,研究人物传记不是简单了解传主的行为,而是要将其放在特定的时代中去考察,与当时的社会状况联系起来,才能获得更加准确的认识。
 
  (二)商业经营史
 
  明清时期国内市场逐渐走向成熟,商品货币经济活跃。在票号业兴起之前,商人往来贸易携带重金,对于自身的生命财产安全和商品交易不甚方便,他们往往采取“寄金”的形式,将金银等贵重货币寄存于关系较好的朋友或者是信誉良好的店铺手中。新安县党瑾“太学生,居心忠厚,尝收存山西商人黄涓银六百两,涓病故,如数送交涓家,人称为义士焉”[17]。浚县岑策,“业贾,早丧母,事父孝,为人重然诺,好施予。晋人张子实寄金五十,张卒中风死,其子企垣来,策备言还之”[18]。可见在早期的商业贸易中,为了寻求安稳“寄金”曾非常普遍。
 
  清中期以后,票号业兴起,商人往来不用携带大量贵重金银,这在一些拾金不昧型传记中得到验证。荥阳人徐明,于嘉庆年间“拾钞票二十余纸,失主李姓来寻,即与之”[19]。宜阳孙同伦“于道光七年六月初六日,拾遗钱票三百七十余串,即出招帖。月余,有洛东翟镇人至,诘其数合。伦如数交还,乡党重之”[20]。汝州人吴法才“贸易为生,道光十一年三月,晓行长营岭,路拾票钱百余缗。失主寻至,验票付还,谢以金,不受”[21]。上述商人传记表明此前商人旅途中主要为金银,逐渐向钱票转变,这显示了商品交易和支付手段的微妙变化,票号汇兑业的发展为商人往来贸易提供极大方便。
 
  除了商业经营上支付手段的变化外,明清以来河南商人的经营行业逐渐扩大。棉布、粮食、药材等为主要行业。怀庆商人多往山西贩布,所属孟县的“孟布”极其闻名。孟县乔必达“举人,初苦贫,借本贸布山西。每思亲,即负布沿途卖归,岁十许次,人称有负米遗风”[22]。孟人侯栋也以贩棉为业。[23]温县是棉布重要产区,从事棉布行业的商人不在少数“其出产之广,则以棉布为最”“营商者多贩布于山西绛州等地”[24]。晋城的河南会馆就是由河南布商捐资兴建。另外正阳县的“陡布”禹州的“禹布”等极具本地特色,多数销往本境及山西和陕西等地。
 
  河南还是粮食的重要生产区。淮阳县王万忠在水寨集设有义合粮行,专门收购周边的粮食进行出售;武陟县江复合经理粮行生意,灾年低价出售米麦;新安县许朝阳经商积麦300余石;偃师县刘灿以经营粮肆为生,市粮腾贵,开己囷平粜,多不索钱。河南境内形成了几个以粮食交易为中心的城镇,如清化镇、朱仙镇、周家口、固始等。
 
  怀庆府各属县以药材为依托,形成了怀庆药商集团。明末清初之际,方隆“赴密之洪山收买药材,其地实五方药旅辐辏之所也。有怀庆人刘常宇遗银二十两一钱于山蹊间号泣,寻觅不得,几欲死。隆获之全无知者,怜其状,尽数还刘”[25]。这说明在明末清初时,密县还是河南的药材交易中心,怀庆药商的经营活动亦可略见。怀庆药商不仅活跃于省内各药材市场,而且在省外颇具影响。汉口是河南商人经营药材的重要场所。彰德府武安药商,凭借临近河北安国药材市场的优势,每年春季推车前往安国贸易,岁终而归,逐渐积累起资本后,前往东北地区建立众多药栈。乾隆时,“武安龙泉有武公者,首创临泰于奉天,经营药材,是为武安商人在关东贸易之起点。迨嘉庆初,复有表兄弟三人,曰伯延徐某,曰同会宋某,曰万年李祥者,联袂出关,组设药店,频年奋斗,而首屈一指,徐和发遂勃焉以兴”[26]。武安药商在东北地区占据重要地位。
 
  通过对商人传记内容的考察,可以明显看出,自清中期以后,一方面票号业兴起,极大地方便市场交易;另一方面河南地域商人集团迅速崛起,商品经营呈现出鲜明的地域特色。
 
  (三)婚姻家庭史
 
  商人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常年奔波在外,在婚姻家庭方面面临不少的难题。首先是赡养老人的问题,其次是子女的教养问题,最后是家庭财产的分配问题。方志“孝友”“笃行”“列女”等条目中有关于商人婚姻家庭情况的记载。
 
  商人常年作贾他乡,引发了婚姻家庭的赡养问题。商人传记中商人经商的缘由多是“贸易养亲”或者是“服贾养亲”。可见,赡养父母是商人婚姻家庭生活中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有些商人在获得一定财富后,退出商贾行业,归家侍养双亲。商人孝敬父母的角色在文献中得到反映。许昌王举贤“以家道寒素,遂弃儒经商汴梁。后母遘疾,聘三闻信急归,亲侍汤药,不解带者匝月,迨病势沉重,聘三泣涕祝天,刦股进奉,母病遂疗”[27]。武安裴建章“以孝闻,后学商于汴,离父母寝食不安,遂辞归。温清定省,子识克修。父病侍汤药,昼夜不离,每夕叩北辰,祈以身代。父殁哀毁骨立,泣不成声,居丧三年,无笑容,母故亦然。乡党称孝”[28]。为了侍奉父母,这些商人情愿放弃经商,回家归养。
 
  除了商人亲自供养父母以外,由于商业琐事的掣肘,商人的家庭内部存在明显分工,即由家庭内部的其他成员分担此项义务,商人则致力于提供家庭赖以生活的物质基础。家庭供养更多由子孙、兄弟、妻子等承担,由子孙或者是兄弟进行赡养。汜水王珄“年十岁,父时弘贾于外,祖母马氏疾,拄昼夜侍榻前,衣不解带,药必亲尝以进。及愈,时弘归,马语之曰:吾非此孙,无以终余年,尔非此子,无以见老母。相对泣下”[29]。可见在商人外出经商时,子孙对父母的赡养至关重要。还有把父母托付给兄弟赡养。如巩县刘天泽“兄贸易外出,诸务独任,善事二人。每食必侍侧,寒暖咸淡,务求适宜,或躬为烹调。夜则亲展衾褥。母老多病,自奉汤药。晨昏不少离,侄辈请代之,不许”[30]。
 
  商人外出经商,女性在维持婚姻家庭稳定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担起抚育子女与孝养老人的责任,这在众多商妇传记中有深刻体现。商水王文彬妻王氏“年十八于归,家贫甚,劝夫经商于外,身亲井臼,昼夜绩纺,家业渐兴。夫旋故,丧葬如礼。子国珍尚幼,为延师授读,援入太学。氏治家严有法,老益精勤”[31]。如果没有商人妇的任劳任怨,商人的婚姻家庭将面临破灭的危机。在拥有众多兄弟的家庭中,为了建立起良好的兄弟情谊,有些商人宁愿自己吃亏,受瘠让肥,也不愿有损情谊。巩县韩天锡,早年服贾在外,不下十年“及析箸,以膏腴让两弟,自取硗确,以旧宅让叔氏,而偕仲氏抅新居,人称雅量”[32]。项城窦光述“业贾,积数千金,为两弟与子桂芳延师授读。及弟各婚娶,能自立,乃析产为三,亲族以业创自光述,不应均分,两弟亦泣让。光述笑曰:弟与子一也,忍异视乎?固与之”[33]。作为家庭财富的主要创造者,他们大多能够主动把财产均让给兄弟,以维护家庭内部的团结。
 
  (四)灾荒救济史
 
  在灾荒年代,当国家的常规性救荒措施非常有限时,调动地方社会的积极性,不失为有效的弥补手段。商人传记中,仗义疏财、赈济百姓等行为是地方官员极力倡导的,方志“孝义”义 行”等条目中这方面的资料记载最为充分。据初步统计,332个商人传记中,以“义”著称的商人传记多达134个,占1/3以上的比重。商人传记资料中关于赈济百姓的记载相当丰富,有助于我们认识社会应对灾荒的形式。
 
  灾荒时期,物价飞涨,普通百姓无力获取生活用品。除了官方的赈济以外,民间社会自救的方式也多种多样,其中粜赈是不少商人的选择,即采用低于市场的价格将粮食贱卖给百姓,这样既可以保持赈灾的持续性,也使正常的商业经营不受大的影响。如浚县张所翼,以经营粮食为生“米贵时,里中贫人向买,低其价,如所买数给予,贫甚者不给价,亦以二三斗济之。年丰,予价亦受,或不与,亦听之。往往如是”[34]。
 
  有些商人则采取施粟赈饥、施粥活人的方法。武陟刘溱,经商数十年,道光十九年(1839),黄河漫溢,县西司马岗诸村庄尽成泽国,受灾百姓衣食不济,他“目睹神伤,偕族弟濯、渭等各出素造饭,并尽买市中熟食,运送水灾处,日三次,计口散给。如是者三日,官赈亦至,灾民赖以全活无算”[35]。孟县范飞亭,经商于卢氏县桐木沟镇“宣统末,镇境亢旱,又遭匪害,十室九空,飞亭出所蓄杂粮二十八石给该镇灾民。后来还,皆却弗受,曰:前所给乃赈恤也,岂偿乎?镇人感德,赠‘厚德可风’匾额。”[36]直接向灾民施予熟食或者粮食,成效显著,最大程度达到赈济养民的目的。
 
  除特殊时期的灾荒以外,由于乡土观念极为浓厚,经商在外的河南商人若遇到同乡同族落难,会仗义疏财,施以援助之手。孟县张继行“尝贸易汉阳,适族人张合振在彼逋累,不得归。继行即为代偿,与同归里”[37]。光州胡予浩之父病故于甘肃,“适有同乡靳某亦负贩者,少出资助之,乃负骸走四千余里抵家”[38]。河内人范杰贸易粵西,有亲属困于此,以机事与之谋,倾力赠千金以救急。[39]
 
  即使不是同乡或者相识之人,他们也慷慨拿出自己的钱财救助。偃师赵廷炜“弃学服贾,尝舣舟襄阳渡口,夜闻近岸人家哭声悲痛,访知车户中途为贼攫去客货。客送之官,追偿无措,将妻女鬻于他客,已成剂矣。母女不忍离。廷炜囊中有百余金,劝客收之,毁其券,以全妻女两人之节。亦不问车户姓名而归”[40]。在河南商人的帮助下,这些贫困的妇女和儿童得到解救。这些行为,都有助于商人树立良好的职业和道德形象。
 
  结语
 
  旧志纂修者基本上为士人阶层,随着商人与士人互动的频繁,商人阶层逐渐接受了士人阶层倡导的价值理念,并以此来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他们的这些努力,引起了地方志纂修者的重视。慈善事业和社会救助原本属于国家的职责,商人是否选择参与这些活动,以及投入资金的多少完全取决于个人的意愿。然而有如此之多的商人热衷于参与慈善事业或者灾荒救济等活动,正是掌握文化权力的士大夫阶层竭力推行儒家思想的结果。从商人积极参与的情况来看,商人阶层在地方社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除此以外,透过商人传记我们还可以了解商人的商业经营和婚姻家庭状况。加强旧志中商人传记资料的利用,可以弥补其他资料的不足,为拓宽商人研究的领域提供丰富的资料基础。
 
  诚如谭其骧先生所言“地方史志不可偏废,旧志资料不可轻信。”[41]方志虽然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但是在纂修过程中,照搬照抄旧志和隐恶扬善是惯有的通病。如果想要了解事情的本来面目,就需要以方志传记为线索,发掘方志纂修者的参考资料,从史源上进行钩沉。事实上,从事不正当经营、投机倒把、为富不仁的商人大有人在,这是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常见现象。从此类商人传记的记载较少情况来看,主要是由商人传记只褒不贬的特点决定的。然而我们也不必因此全盘否定方志传记的史料价值,认为一切都是虚伪做作。方志商人传记并不因此缺陷而黯然失色,关键在于我们如何看待和正确利用此类史料。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明清商人传记资料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14ZDB035)阶段性成果。
[1]郑兴裔:《郑忠肃奏议遗集》卷下《广陵志•序》,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参见仓修良:《方志学通论》,方志出版社,2003年,第339~340页。
[3]唐侍陛修,洪亮吉纂:乾隆《怀庆府志》卷20《人物志》,“新修方志丛刊”,台湾学生书局,1968年,据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刊本影印,第1459页。
[4]余英时:《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第104页。
[5]参见仇汝瑚修,冯敏昌纂:乾隆《孟县志》卷6上《人物下•孝义》,清乾隆五十五年刻本,第29页。
[6]参见张镇芳修,施景舜纂:民国《项城县志》卷25《人物志•义行》,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据民国3年(1914)石印本影印,第1913~1914页。
[7]参见陈善同等纂:民国《重修信阳县志》卷29《艺文志•文征内篇二》,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据民国25年铅印本影印,第1499~1501页。
[8]杨修田纂修:光绪《光州志•凡例》,台北成文出版社,1976年,据清光绪十三年(1887)刊本影印,第31~32页。
[9]王秀文等修,张廷馥等纂:民国《许昌县志》卷13《人物•义行》,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据民国12年(1923)石印本影印,第1029~1030页。
[10]史延寿等纂修:民国《续武陟县志》卷17《孝义传》,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据民国20年刊本影印,第614页。
[11]张凤台修,李见荃等纂:民国《林县志》卷12《人物•义行》,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据民国21年石印本影印,第795~796页。
[12]陈善同等纂:民国《重修信阳县志》卷26《人物志•德行》,第1142页。
[13]邵大业修,孙广生纂:乾隆《禹州志》卷7《人物志•义行》,清乾隆十二年(1747)刻本,第9页。
[14]郑康侯修,朱撰卿纂:民国《淮阳县志》卷6《人物传•列传》,台北成文出版社,1976年,据民国23年铅印本影印,第598页。
[15]张镇芳修,施景舜纂:民国《项城县志》卷25《人物志•义行》,第1958页。
[16]潘守廉修,张嘉谋纂:光绪《南阳县志》卷11《人物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76年,据清光绪三十年(1904)刊本影印,第1340~1341页。
[17]邱峨修,吕宣曾纂:乾隆《新安县志》卷11《人物四•义行三》,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刻本,第8页。
[18]武穆淳修,熊象阶纂:嘉庆《浚县志》卷15《人物记•史传》,台北成文出版社,1976年,据清嘉庆六年(1801)刊本影印,第805页。
[19]卢以治等纂修,张沂等辑:民国《续荥阳县志》卷8《人物志•义行》,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据民国13年(1924)铅印本影印,第427页。
[20]谢应起等修,刘占卿等纂:光绪《宜阳县志》卷8《人物•义烈》,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据清光绪七年刊本影印,第660页。
[21]赵林成等纂修:道光《直隶汝州志》卷6《人物志•义士》,选自“新修方志丛刊”,台湾学生书局,1968年,据清道光二十年(1840)刊本影印,第742页。
[22]阮藩济等修,宋立梧等纂:民国《孟县志》卷7《人物•孝义》,台北成文出版社,1976年,据民国21年刊本影印,第916页。
[23]参见王其华修,苗于京纂:乾隆《温县志》卷12《人物•孝义》,清乾隆二十四年刻本,第3页。
[24]吴慧主编:《中国商业通史》第4卷,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8年,第492页。
[25]刘厚滋、沈溎修,王观潮等纂:道光《尉氏县志》卷12《人物志•流寓》,清道光十一年(1831)刻本,第54页。
[26]杜济美修,郗济川纂:民国《武安县志》卷10《实业志•商业》,据民国29年(1943)铅印本影印,第285~286 页。
[27]王秀文等修,张廷馥等纂:民国《许昌县志》卷11《人物•孝友》,第795~796页。
[28]杜济美修,郗济川纂:民国《武安县志》卷17《人物传》,第385页。
[29]田金祺等修,赵东阶等纂:民国《汜水县志》卷8《人物志•懿行》,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据民国17年铅印本影印,第328~329页。
[30]刘莲青、张仲友等纂修:民国《巩县志》卷13《人物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据民国26年(1937)刊本影印,第937页。
[31]徐家璘、宋景平等修,杨凌阁纂:民国《商水县志》卷21《列女志•贤妇》,台北成文出版社,1975年,据民国7年刻本影印,第996页。
[32]刘莲青、张仲友等纂修:民国《巩县志》卷13《人物志》,第947页。
[33]张镇芳修,施景舜纂:民国《项城县志》卷24《人物志•孝友》,第1862页。
[34]武穆淳修,熊象阶纂:嘉庆《浚县志》卷15《人物记•史传》,第810页。
[35]史延寿等纂修:民国《续武陟县志》卷17《孝义传》,第611页。
[36]阮藩济等修,宋立梧等纂:民国《孟县志》卷7《人物•孝义》,第935页。
[37]阮藩济等修,宋立梧等纂:民国《孟县志》卷7《人物•孝义》,第899~900页。
[38]杨修田纂修:光绪《光州志》卷7《善行列传》,第836页。
[39]参见陈义初主编《豫商发展史》,河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43页。
[40]汤毓倬修,孙星衍纂:乾隆《偃师县志》卷18《孝义传》,台北成文出版社,1976年,据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刊本影印,第698页。
[41]谭其骧《地方史志不可偏废,旧志资料不可轻信》,《中国地方志通讯》1981年第5~6期。

相关推荐
    无相关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