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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阅读时代地方志图志体发展探析


《中国地方志》2017年第9期

提 要:当今社会由于信息过载,在泛阅读的环境下大众的阅读习惯更倾向图像化。地方志的社会价值要求其对此作出适应性调整,图志体便成为地方志与图像化阅读倾向的契合点。通过阐述读者阅读倾向变化的原因和过程,分析图志复兴的客观原因、发展源流及现状,我们可以总结出图志中图片设置的三个原则,并据此针对图志编纂中存在的问题指出应该注意的一些要点。
关键词:泛阅读 图像文化 图志 地方志
 
  一、阅读倾向及方志受众的改变
 
  史志书籍要切实发挥好存史、育人、资政的作用,就要让服务对象愿意读志,喜欢读志。在坚持质量为先的基础上,如何适应服务对象的阅读喜好,是地方志发展值得思考的问题。
 
  (一)文字优势时期
 
  文字的出现,是人类历史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有了文字,人类的思想和历史才能得以留存。从地方志的源流来看,方志起源于图经,图经中的文字是为了说明地图。可见只凭一张地图,并不能做到准确、完整的记录,还需文字进行注释说明。此后图说兴盛,逐渐形成方志学科。据此可以看出,虽然图像出现的时间远远早于文字,但是在记录和表达方面不如文字准确、精炼。因此,在很长的时间里,文字在信息传递中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图像更多是作为附庸存在。在娱乐、精神生活相对单一的古代,阅读基本倾向于对文字的细读、深读。
 
  (二)泛阅读时代图像化倾向
 
  工业革命与信息革命带来的成果包括印刷、摄影、绘图、电子、计算机、网络等软、硬件技术的不断进步,人们的精神生活随之越来越丰富,获取信息的渠道越来越多,同时也带来一个问题:这种爆炸式的信息获取——甚至会被迫接收不少垃圾信息,造成信息过载。这就使得人们更倾向于能快速消化的阅读方式。图像在信息接收层面显然优于文字:它能够直接、具象地被识别而不需要将文字二次成像于脑海中。汉字的源头不就是象形文字么。因为象形,所以易于掌握、理解。罗伯特•考克尔在《电影的形式与文化》中指出:“视觉景象使事物直接呈现在我们面前,被看到的事物看起来,有时甚至感觉它们像是非介质传播的,即它们看起来像是直接传达给我们,而不是间接的交流,或者通过媒介的,如通过人或某种机器设备。这种对事物的真实性的信服扩展到了对事物图像的信服。与词语不同,根据经验,图像直接而迅速地被人接受和理解:在那里,完整、真实。”[1]
 
  同时,新媒体异军突起,阅读的定义被泛化。在这种环境下,人们阅读的对象从印刷品开始延伸,衍变成融合了文本、音频、视频等丰富控制方式的富媒体形态的信息集合,“泛阅读”时代已经到来。随着网络技术和文化的不断发展成熟,新媒体中又衍生出了微博、微信、脸书(facebook)、推特等自媒体平台。这些信息获取平台为了适应人们“不求甚解”的高效信息获取需求和娱乐化需求,为用户(尤其是年轻人)量身打造了碎片化的信息发布和获取方式:限定文字个数,同时辅以图片、影音等可视化信息。由于字数被限制,更多的信息就只能借由图像来表达,它直观、具象、生动、通俗,迎合了大众的阅读口味,而且传播成本极低。大量使用图片信息(升级版的则为影音信息)已成为一种必然趋势,这种传播策略又反过来巩固了人们的读图习惯。
 
  在传统出版物市场,图像文化也开始进入。绘本、插图本、摄影集、漫画长居销售榜前列。仅以当当图书2017年1月的销售情况来看,销量排名前50的图书中有29种是以图为主或图文并茂的书籍。[2]在泛阅读时代,图像文化势不可挡地流行开来。
 
  (三)地方志受众的改变
 
  古代,囿于技术与材料,书籍是非常昂贵的。尤其在全赖手抄的唐朝——根据《山堂肆考》记载,唐太宗时书价高达千文一册。[3]而据《新唐书•魏征传》记载:“于是帝即位四年,岁断死二十九,几至刑措,米斗三钱。”[4]可以看出,贞观四年(630),一斗米只要三四文钱。虽然随着活字印刷等技术的发展,书籍价格有所下降,但普遍百性仍然很难负担。学费与书价的昂贵,导致中国古代的文化普及率极低,阅读是作为一种精英文化存在的。与此同时,地方志作为一邑之史,其价值约同于史书。宋人郑兴裔说:“郡之有志,犹国之有史,所以察民风,验土俗,使前有所稽,后有所鉴,甚重典也。”[5]而且官修地方志也是因朝廷极需了解各地的情况以加强中央集权、发展经济文化而形成的。除了阅读群体的精英化断层外,地方志的资政价值决定了其受众在这一时期大多属于社会统治阶层。修志时考虑更多的是资政的功能而非大众的喜好。到明清以后,地方志理论家将地方志功能和价值解释为“资治、教化、存史”。社会主义新方志理论则普遍将地方志功能解释为“资政、存史、育人”,有的人还认为“宣传”也是地方志重要功能之一。与最初相比,价值体系更加丰满,功能更加多样。这就要求地方志不仅仅要作为资政工具,还需要考虑如何使之深入民众以达育人等功效。因此,如何使普通民众也愿意读志、用志就成为地方志编修中不得不考虑的一个问题。在阅读习惯普遍产生图像化倾向的泛阅读时代,地方志语言所追求的简洁、质朴与读者所追求的可视化、娱乐化相去甚远。那么,地方志应该如何适应时代的需要呢?
 
  二、图志的发展源流和复兴
 
  图志,是地方志与图像化的绝佳契合点。古人很早就开始了图志的编纂,隋《区宇图志》是我国的第一部官修地方志;唐代有《元和郡县图志》(地图亡佚,现在能看到的只有文字部分);北宋甚至专设九域图志所。需要说明的是,虽然编纂了“图志”,从隋到宋实际上却是地方志从图经脱胎并且逐渐去图像化的过程,这些“图志”本身也更接近于图经。从舆图到图经再到地方志大致经历了以下演变过程。出于政治和军事方面的需要,古代的地方政府会定期绘制舆图报送中央。《史记》以刘邦初入咸阳,众人瓜分财物而萧何独取舆图典籍,使刘邦拥有了天下扼塞、民生情况等情报优势为例写萧何远虑,可见舆图的政治和军事意义。后来在这些舆图上附以说明文字,就是图经。据《华阳国志》记载,至少在东汉桓帝时就已经有了图经一《巴郡图经》。根据《元和郡县图志•序》的记载,到了隋唐时期,图经开始出现图少经多、以经为主的趋势。到北宋时期,图经更加明显地向文字记载的方向发展。图作为附录或者完全去图像化,使图经发展为事实上的地方志。到了南宋,重文轻图的情况继续加剧,图经改称地方志。[6]但是,志与图并没有被完全割裂开来。南宋周应合所纂的景定《建康志》正式将‘‘图”作为志书的体例之一。元代李好文编纂《长安志图》时提出了图和志的关系是“图为志设”[7],但此时,地方志图文关系中的图指的仍旧基本是舆图、地图,而非一般意义上的图像。
 
  这一点到明代开始有所改变。随着印刷技术、图书贸易和以冯梦龙的“三言”、凌濛初的“二拍”为代表的通俗文学的迅速发展,明末出版业迎来了一个黄金时期。出版商们刊行了许多每页配图、呈现连环画式叙事的小说,插图增强了可读性,使不识字和初识字的底层民众也有了阅读这些内容浅显、可以从图片获取信息的书籍的可能性。[8]如果把孔子办学作为原来由贵族垄断的文化学术向社会下层扩散(即文化下移)的标志之一,那么到了明清时期,木刻版画大量应用于书籍插图之中,带来“差不多无书不插图,无图不精工”[9]的盛况,或许可以看作是阅读门槛的一次下移。同一时期,随着方志理论的逐渐成熟,方志学家将地方志的价值扩大到“教化”的功能,这一点在冯梦龙主编的《寿宁待志》里有比较明显的体现——因受众不同,在内容和文风上不同的篇目有不同的倾向性,当然这与他本人的“情教”观念(用文艺等手段宣传情,推行社会教育)是分不开的,在此不展开详述。教化功能的提出,是地方志受众阶层的一次下移。出版业的书籍插图风潮对于地方志的编纂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就目前所知,地方志书从明代开始采用了舆图以外的图像。《四库全书总目》提到明正德《大同府志》在卷首图说中设有车营战车诸图,这种情况在此前的志书中从来没有出现过。还有嘉靖《固始县志》设“图像志第一”,其中图像不仅仅是地方志中常见的地图、县治、水利图等,还包含了人物像、建筑图、固始八景示意图等。这或许可以看作是地方志为了迎合读者所进行的创新尝试。清魏源《海国图志》则从内容到形式上都可以称为近代图志的范本——其中除了收录各国地图75幅外,还录有西洋技艺图式57页、地球天文合论图式7幅。
 
  到如今,图志体已经成为各学科、行业、个人著述广泛采用的一种形式。如《中国现代文学图志》《中国象征文化图志》《老上海漫画图志》《Q版大明衣冠图志》等,不一而足。但这些图志由于并非专业地方志工作机构和从业人员编修,在体例上与地方志相去较远,也基本不会使用地图,对于地方志图志体编纂的参考意义有限。
 
  现代新方志也将插图作为志书的重要组成部分。杨谦、东山的《谈入志插图》把志书的插图类型按照位置分类法分为志首图和志中图。[10]事实上多数插图集中在志首,且从图文的比例上来说图片远远少于文字,属于形式上的可视化。为了适应时代,图志所追求的应该是从形式到内容两方面的可视化,要做到图文并茂、图文互证,仅靠卷首插图和数量有限的随文插图是无法达到这一效果的。因此,我们必须把志书的入志插图与图志的发展分开来看。事实上,现在许多地方志工作机构在新方志的编纂中已经开始使用图志体,如《慈溪市图志》《唐山市丰润区图志》《西安60年图志(1949-2009)》等。笔者所在的德阳市地方志办公室对于图志编纂的探索始于2008年编纂的《5·12特大地震德阳抗震救灾图志》,其后又陆续编纂出版了《剑南春图志》和《德阳三农图志》《汶川特大地震德阳灾后重建图志》等图志体专志。这些专志基本沿袭了古代图志对图的理解,大量使用了地图,同时配以丰富的包括人物、场景、实物照片和绘制图、统计图等各类图片,图文比例在一图配300文字到一图配1500文字之间。这4本图志是德阳市地方志办公室专志编纂工作的重要突破,其中图片所起到的作用是文字所不能替代的。相较传统的专志,成果价值更加多元化,出版后均受到广泛的关注和好评。之后,我们在编纂地情书籍时,也更倾向于图文并茂的形式,可读性、观赏性都高于以前的纯文字书籍。
 
  三、图志编纂中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谈入志插图》认为入志插图的设置原则是“少、精、当”[11],由于出发点不同,图志中图片的设置原则与入志插图显然也不一样。笔者认为,图志的图片设置原则应该是详尽、真实、相关。基于这几个原则,针对图志编纂中出现的一些问题,笔者总结出以下几个应该注意的地方。
 
  一是要把握好图文比例,图片的使用要做到详而不滥。现代图志之图,指的是形式,但不是唯一形式。图、文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表现艺术,图为皮相,是历史的片段截取,可使人一眼知晓大概;文字是筋骨,可串联整合起事件全貌。基于对受众阅读习惯的适应,为了尽可能展现事、物,图片展示的内容一定要详尽,在设计架构时需要合理规划图文比例。既要避免重文轻图,与插图本区分开来,但也不可过度重图而轻文致使图志与图谱、图册等的区别不彰。
 
  二是选用图片要保证真实性。不同于个人著述,作为地方志工作机构编纂的图志,在编纂时既要注意图的选用,又要注意保留志的特色。从篇目设计到行文规范都要注意符合志体。对于图片,在保证尺寸和清晰度的同时,也应该保证其作为志书主体内容之一的真实性。即选用的图片除因排版和美观等客观原因进行的剪裁等细微处理外,不宜进行过度的图像软件处理和其他可能影响本来面目的图片加工。
 
  三是要注意图文的相关性。“我们理解历史可以凭借的材料只有三种:一是文献载籍;二是图像遗物;三是不依靠前两种方式但依然在后代流传的东西,包括风俗习惯和口述历史。”[12]但是风俗习惯和口述历史要进入志书,所能依靠的只能是图与文的方式。因此,这两种历史的表现方式出现在志书之中,至少应该是互补、互证、相互渗透的。在编纂志书时,既要围绕既成文本进行图片挑选、编辑,也要对图像体现的内容或图像本身进行撰述。这都能使最终成果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图文的互动。要做到利用图来充实内容,使文字架构起来的筋骨丰满,最终呈现出浑然一体的效果,就要求图像的选择者与文字的撰写者对于基础的图文素材和成书框架要相当熟悉,并且要重视图注,在资料收集整理阶段尽可能丰富图片的相关信息说明。就笔者自身的图片资料收集经验,从他处收集来的资料图片,许多没有文字说明,或说明过于简单,这都会严重影响读者的理解和阅读体验。解决的方法一般是联系图片的来源方,请他们补充相关信息。如果由于时间久远或者人事变动,来源方也无法补充信息,从图片内容来看又确实与相关文字的适配性很好,不可替代,则由资料收集人员自己分析图片信息进行图注撰写。但是通过分析图片撰写图注的问题在于:文字说明是为了让读者能够更准确地了解图片展示的内容,同时与正文的文字叙述内容进行补充和比对互证,在撰文阶段就能起到一定的勘误作用。而由收集人员自行分析的图片信息量有限,许多核心内容不能被完整展示。因此,图片资料收集的及时性就尤为重要。除此之外,对地图的使用是地方志图志体编纂对古代方志图学思想的重要继承。也是区别于其他门类书籍图志体的重要一环。但是在选用地图,尤其是专志地图时,一定要注意地图与专志内容的相关性、适配性。比如在《剑南春图志》中,如果单纯使用一张绵竹市地图或者德阳市地图显然与该志的主体、核心内容关联度不大。因此在地图的选择上《剑南春图志》主要收录了与酿酒相关的“川酒U形带”及与剑南春酒坊遗址相关的地图等。《德阳三农图志》则多选用与农业、农村、农民相关度较高的各种水利设施分布图、各类产业基地分布图、自然资源分布图等。通过这些地图能够使读者加深对专志主题空间和范围上的认知,而非空泛的形式主义。
 
  南宋郑樵在《通志》中说:“见书不见图,闻其声不见其形;见图不见书,见其人不闻其语。图至约也,书至博也,即图而求易,即书而求难……后之学者离图即书,尚辞务说,故人亦难为学,学亦难为功,虽平日胸中有千章万卷及置之行事之间,则茫茫然不知所向。”[13]文字主于思维,图像主于形视。当思维与形视相得益彰,完美结合,方志就将开辟出一片阅读的新天地。
 
  (作者单位:四川省德阳市地方志办公室)
 
 
 
[1][美]罗伯特•考克尔著,郭青春译《电影的形式与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0页。
[2]根据当当网图书畅销榜统计,2017年1月,http://bang.dangdang.com/books/bestsellers/01.00.00.00.00.00-month-2017-1-1-1,2017年4月12日。
[3]参见彭大翼《山堂肆考》,《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2—1986年影印本。
[4]《新唐书》第12册,中华书局,1975年,第3869页。
[5]郑兴裔:《郑忠肃公奏议遗集卷下》,台北“商务印书馆”,1982—1986年影印本,第11页。
[6]参见四川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方志编纂实用教程》,方志出版社,2004年,第13、18、19页;潘晟:《图经源流再讨论》,《中国地方志》2010年第1期。
[7]李好文:《长安志图•原序》,《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1982—1986年影印本。
[8]参见杜金、徐忠明:《索象于图:明代听审插图的文化解读》《中山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
[9]郑振择《中国古代木刻画史略》,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第51页。
[10]参见杨谦、东山:《谈入志插图》《中国地方志》1997年第2期。
[11]杨谦、东山:《谈入志插图》《中国地方志》1997年第2期。
[12]曹意强:《欧美艺术史学与方法论》,《新美术》2001年第1期。
[13]郑樵《通志二十略》,中华书局,1995年,第18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