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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志与乡土教育——以上海中小学生乡土教育现状为个案的研究


《中国地方志》2017年第9期

提 要:爱国之道,始自一乡。乡土教育对于拓宽学生知识面,丰富学习经历,培养社会探究能力,激发青少年的爱家爱乡爱国热情,培育社会责任感,传承祖国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乡土志是近代乡土教育的教材,也是乡土教育的主要史料来源,但总体而言,今天的学生对地方志的知晓度不高。地方志要充分发挥育人功能,尚需加强与教育部门的合作,通过编纂地方志科普读物,以“地方志进校园”的活动形式,提高中小学生对家乡的认知度和认同感。
关键词:中小学生 乡土教育 乡土志 上海
 
  一、近代乡土教材——乡土志[1]的编纂
 
  中国的乡土教育始于清末。面对内忧外患的局面,晚清政府在全国范围推行洋务运动、维新运动,想借助改革摆脱困境。教育改革是系列改革内容之一。在废除科举制度之前,清政府先期颁行“壬寅学制”“癸卯学制”。其中为激发爱乡、爱国热情,加强自身统治,两个学制都特别强调了乡土教育。
 
  光绪二十八年(1902),清政府颁布中国第一部学制一“壬寅学制”,规定初等小学第二学年舆地讲“本乡各境、本县各境”,第三学年舆地讲“本府各境”,实际己经把乡土课程纳入教学内容。次年11月,新出台的“癸卯学制”对小学乡土教育提出明确要求:一、二年级历史课学习“乡土大端故事及本地古先名人之事实”,地理课学习“乡土之道里、建置,附近之山水,次及于本地先贤之祠庙遗迹等类”;三年级历史课学习“历朝年代国号,圣主贤君之大事”,地理课学习“本县、本府、本省之地理、山水,中国地理之大概”。
 
  根据癸卯学制对乡土教育的要求,学部委托编书局监督黄绍箕编制《乡土志例目》。该例目是清政府为推广乡土爱国教育而颁发的唯一指导性规范文件,在我国方志编纂史和小学乡土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光绪三十一年(1905),以学部名义下发至各省学务处。全国地方政府官员、教育界、出版界人士纷纷响应,加入编纂乡土教科书行列中。全国“在1905年至1911年间,乡土志成批编辑,形成一个热潮,约有463种,年均达66种”[2]。辛亥革命以后,乡土志并不因政权的更迭而中断编纂。相反,民国政府对乡土教育也非常重视,先后于1914年、1916年两次下令编纂乡土志书。“民国的乡土志……约修有214种。其实际成书数,应远不止于此。”[3]
 
  上海地区自始积极响应政府号召,晚清编修乡土志5部(详见下表)。但在内容方面,只有《华亭乡土志》按照京师编书局所颁布的《乡土志例目》规定体例编排,即分历史、政绩录、兵事录、耆旧录、人类、户口、氏族、宗教、实业、地理、山、水、道路、物产、商务15目。其余都按照当时尚属新颖的课目体进行编排。如《奉贤乡土地理》仿游记体裁,以县城为起点,将邑中市镇贯串一线,共54课。《上海乡土志》“书中之语大致故事十之三,近事十之七,庶学生易于吸收”“是编次序,首地理、次博物、次宦乡贤、次历史、次交通、次杂事,而以破迷信终焉”[4]。该课本共计160课,每课80~120字左右,内容涵盖了上海自然地理、历史人文、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
 
  民国年间,上海编修乡土志15种(详见下表)。为满足教学需要,李维清把20年前编成的《上海乡土志》在体例、内容上进行修改,编成《上海乡土历史志》《上海乡土地理志》两册,由上海县教育局审定。民国16年(1927)《申报》刊登征订这套书的消息:“上海县教育局昨致各市、乡、乡董、各区教育委员、各学校公函云:迳启者接准李味青君来函,略称“案查《国民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教育法规汇编》,载小学课程标准,历史、地理两科注重乡土名人故事及乡土地理谈话。味青特于暑期内,编成《上海乡土历史志》《上海乡土地理志》各一册,每册三十课,适合一学年之用,刻已出,附上样本各一册,敬请贵局指导。并通知小学校采用”等情。准此查该书编制颇合小学校之用,每册实价银七分,亦尚低廉,除分致外,相应函达。即希转致各小学校查照采用,并来局订购为荷。”[5]由此可知,这套乡土课本在当时上海得到了广泛的推广使用。
 
  清末民初上海乡土志编修成果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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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王兴亮:《国之道,始自一乡——清末民初乡土志书的编纂与乡土教育》,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第222~225页。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志是乡土教育的主要资料来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乡土教育总体上没有中断。改革开放后,市教育局多次主持编纂上海乡土历史、上海乡土地理教材。
 
  1986年,国家教委制定《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初级中学教学计划》(以下简称《计划》),1990年正式执行。《计划》中明确规定:“某些课程新的教学大纲,拟将80%左右课时用于统一的、共同的内容,20%左右的课时用于各地需要的内容,即乡土教材。”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次把乡土教育正式纳入教学计划,是中小学教学内容一次重大改革。但由于应试教育愈演愈烈,这一政策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
 
  目前能查到的上海市中小学教材编写组编撰的上海乡土历史教材有1979年、1989年、1993年、2001年几个版本。各区县也根据地情编纂乡土教材,绝大多数内容利用了地方志书的资料,其中卢湾区编纂的乡土教材《知卢湾爱卢湾——上海市卢湾区中小学生课外读物》较具典型性。由卢湾区文化局、卢湾区教育局于2008年联合编纂,卢湾区文化局下属单位卢湾区文物保护管理所每年制作反映卢湾地情的展板送到区属中小学巡回展出。清华中学的历史老师看了展板后与文保所联系,希望文保所专家能参与他们的拓展课程。文保所组织专家团队,把卢湾的历史设置成8个课时,到学校亲自讲授。一学期的试讲结束后,召开师生座谈会,根据他们的反馈,编纂乡土教材,设12课时,分别是:卢湾在哪里、寻找卢湾的童年、中国近代文明之光、“国中之国”与“东方巴黎”、灿烂的文化、繁荣的商业、历史遗迹、精英荟萃(上中下)、建筑博览(上下)。并根据教材特点,于每课结束处设置“思考与探究”3~5题,文中插有“相关链接”“文史知识”“史海拾贝”等,拓展正文内容。在一个专题结束后,还设置实地走访线路,让学生理论联系实际,更好地了解身边的历史。[6]2008年下半年,通过卢湾区教育局下发到各中小学作为拓展课教材,使用至卢湾和黄浦两区合并,反映良好。清华中学的一位学生在《课后感》这样写到:“了解了本区文物方面的知识,我眼中有了个新卢湾。我仿佛看到了上海从过去到现在所有的事情。通过这课,增进了了对卢湾的感情,这种感情,也使我对卢湾产生了更深的归属感。现在我是卢湾人,我觉得卢湾是我另一个故乡。”[7]
 
  各区县教育局、各中小学教师也根据课程需要,开发乡土教材。青浦乡土课程的开发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区级层面制定青浦区中小学地方课程——《古韵水乡美丽青浦开发与实施指南》,基层学校根据指南,充分利用本区丰富的教育资源,本着“面向本土、来自本土、服务本土”的思想开发校本课程或修改完善已有的相关课程。同时,开发青浦区校本课程资源网,自2005年始,“在全区范围内推出了《乡土地理》《乡土历史》《我们的绿色家园》《丝网印刷》《走近伟人一陈云爷爷》《福泉山之蕴》《上海文化之根——崧泽》《古镇之旅》《水乡田歌》《阿婆茶》等20多门区域共享课程”[8],充分体现了青浦的乡土文化特色。
 
  此外,还有虹口区北虹高级中学的“从苏州河到圣芳济”课程、普陀区教育学院附属学校的“普陀乡土”课程、崇明县裕安小学的“金风蟹韵”课程、嘉定区徐行小学的“黄草编织”课程、新川中学的“川沙镇旅游资源的开发与利用”课程、五三中学的“永远的炎培”课程,无不体现所在区县的乡土文化资源特色。
 
  近年来,上海市教委又加强了这方面的工作。与《上海市中学历史课程标准》配套的《历史学科教学基本要求》是上海中学历史教学的指导性文件,在“过程与方法”部分明确指出:“懂得考古发现、档案、文献、著作、笔记、回忆资料检索和调查访问是获得史料的基本途径,以及这些史料不同的历史特点和证据价值。”[9]这些“获得史料的基本途径”都与开发和运用上海乡土历史资源相关。
 
  2011年6月,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教学研究室与上海市崇明县教育局,联合成立“上海市中小学乡土课程研究基地”,系统开展对中小学乡土课程教育功能、实施形态等研究。该基地针对上海500所中小学的乡土课程实施情况进行调查,结果表明:“其中有277所学校开设了乡土课程,有9万多人次的学生在学习这些课程,先后有近1600人次的教师教授乡土课程。上海市中小学开设的中小学乡土课程,涉及乡土历史和乡土地理演变、乡土特有的物产和手艺、乡土经济社会特点、乡土仁人志士事迹、乡土积淀的文化传统等,内容丰富,形式多样。”[10]
 
  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地方志编纂规模越来越大,从事此项工作的人越来越多,但独立或与教育部门联合编纂供中小学生阅读的乡土志、乡土教材则较为鲜见,上海也大体如此。市、区方志系统主要是不定期地开办“地方志进校园”活动。2016年6月27日,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上海通志馆和徐汇中学联合举办首届“上海乡土历史教育”论坛,拉开上海“地方志进校园”孵化工程的序幕。上海地方志系统、基础教育界的代表和上海社科院的专家一起,对中小学生的乡土教育进行探讨。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还设立了“徐汇中学少年中国梦孵化基地”。2017年伊始,上海地方志办公室召开“上海乡土志编纂座谈会”,启动上海乡土教辅读本编纂工作。
 
  教育系统在开发乡土教材时,也把地方志作为重要的参考书和资料来源。如2013年12月,上海市中小学骨干教师初中历史德育实训基地编纂出版了《上海乡土历史德育资源开发和教学应用》一书。该书从国家意识、文化认同、人生理想、公民意识、生命教育5个方面,以上海地方志编纂的志书、地情书籍和其他相关机构编纂的乡土历史图书作为主要资料来源,对上海的乡土文化资源进行分类、开发研究、课程设计,供各中小学历史老师做乡土教育参考。
 
  三、创新乡土教育刻不容缓
 
  综观上海地区中小学生的乡土教育,地方志始终发挥了基础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方志机构直接或与文化教育部门合作编纂乡土志,作为中小学开展乡土教育的教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方志系统虽然不再编纂乡土志,但为教育系统编纂爱国爱乡的教辅材料提供了大量素材。上海地区举办“方志进校园活动”,以编纂乡土教辅读本的形式服务于乡土教育取得了好的效果。
 
  但总体而言,中小学生对地方志知晓度不够理想。2016年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面向全国的一组调查数据显示“不知道地方志”的学生比例高达24%,“知道并经常使用地方志”的比例仅为34%。[11]如何唤醒并活用地方志资源,促进更多人寻根溯源、读志用志,已成为业内人士不能回避的话题。上海市民俗文化学会会长、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仲富兰呼吁:“地方志资源的利用,需要用传播手段与能量激活,不能让大量档案资料和鲜活细节静悄悄地躺在档案库或通志馆里沉睡,沦为积满灰尘的静态展示,不妨运用讲故事、开讲座、推进地方志公共产品进社区进校园等方式,令冷知识变得有温度,让模糊概念具有影像感,从而爬梳一座城市的发展脉络,让海派文化的独有魅力感染更多人。”上海史研究专家熊月之说:“新生代的上海90后、00后一旦有更多机会接触地方志,了解上海历史,感知上海变化,就会对城市精神与历史文脉更有认同感。”[12]
 
  乡土教育的重要性众所周知,地方志的开发利用与读志用志功能亟待发挥,二者如何找到契合点,关乎地方志在中小学生乡土教育过程中重要作用的发挥。
 
  首先,继承乡土志编纂传统,编纂乡土教辅读物。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乡土志,目前业已变身为乡土教材,成为当今爱国主义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不是乡土志就完全不需要存在了呢?也不尽然。乡土教材是乡土志的高度浓缩版,更贴近教学需求。但教师在授课之余和一些具有探究精神的学生,尚需对内容有更加全面、更具深度的了解,而这就需要与乡土教育相配套的教辅读物。方志工作者可以在晚清乡土志的基础上,结合市、区乡土教材内容特点,编纂乡土教辅读物,进一步拓展乡土教材的信息量。
 
  其次,地方志与教育系统深入合作,联合编纂乡土教材。地方志是一方之百科,是乡土教育的主要资料来源。辛勤耕耘于方志园地的工作人员是一方之地情专家,对地方的文化资源、文化特色有着全面、专业的认识。教育系统肩负着青少年的爱国主义教育重任,急需权威的教育素材,让学生了解家乡、国家的历史,增强归属感和爱乡情怀。若方志专家和教育专家联手,兼采两者之长,可编纂出既符合学生需求、教学特点,又具有专业视角、图文并茂的乡土教材。
 
  最后,进一步丰富“方志进校园”活动内容与形式。一是在开设讲座的基础上进一步讲好方志故事。不打“游击战”,开设系列讲座,根据地情特点,开设十讲或多讲。根据校园需求,或部分、或全部开讲,然后根据学生反馈,优化讲课内容,最后形成教学视频材料,全面推广。二是走出校园,开展地情考察,培养学生的调查研究能力。也可以根据课程内容,让学生查阅地方志书籍,了解家乡某方面的情况,形成调研报告。三是利用新媒体,激发学生的参与热情,如开发地情智力游戏、开展有奖竞答活动等。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乡土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存史、育人、资政”中的“育人”是地方志三大功能之一。地方志如何在中小学生的乡土教育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为孩子留住乡愁,树立爱国爱乡的情怀,应该在继承前辈做法的基础上,利用新的科学手段进一步开拓创新。
 
  (作者单位: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
 
 
[1]根据巴兆祥《论近代乡土志的几个问题》(《安徽史学》2006年第6期):乡土志是一种称乡土教科书的特殊文献。在清末特殊历史背景下,主要是受日本的影响而产生的,用作小学乡土教育的乡土教材。二者名称虽略异,但属性相同,学界多统称乡土志。
[2]巴兆样《论近代乡土志的几个问题》《安徽史学》2006年第6期。
[3]巴兆样《论近代乡土志的几个问题》《安徽史学》2006年第6期。
[4]李维清:《上海乡土志•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5]《县教育局通函各校用乡土史地志》:《申报》民国16年(1927)8月25日
[6]卢湾区文化局、卢湾区教育局编:《知卢湾爱卢湾——上海市卢湾区中小学生课外读物》,内部刊印, 2008年6月。
[7]丁君《我爱卢湾》(课后感)。
[8]上海市青浦区教育局:《上海市青浦区乡土教育课程建设洋溢地方文化气息》。
[9]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教研室编:《历史学科教学基本要求》,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
[10]叶伟良:《推进乡土课程建设丰富学生学习经历——上海市中小学乡土课程的思考与实践》《教育参考》2016年第1期。
[11]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上海地方志报告(2016)》,第15页。
[12]许旸《别让志书躺在档案库里“沉睡”》,《文汇报》2017年2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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