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情链接

地方志与社会学:传统学术与现代学科的结合


《中国地方志》2017年第9期

提 要:社会学作为国际化的现代人文学科,对地方志这种传统学术领域有着重要而深刻的影响和应用。社会学对方志学研究及方志编纂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社会学理论的影响、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渗透、社会学研究资料和研究成果的共享与借鉴等方面。
关键词:地方志 社会学 学术影响 借鉴
 
  传统地方志编纂理论与方法不能完全适应新方志的编纂,因而需要从其他学科获取理论启示、借鉴方法和利用成果,这一点在方志界已成为共识。方志界对社会学与方志学的比较、[1]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对地方志的影响、[2]社会学研究成果在地方志编纂中的运用[3]等问题都有了一定的探讨。在这些探讨的基础上,我们可以对作为国际化的现代人文学科——社会学对地方志这种传统学术领域的影响和应用做出更为明晰的基础性梳理。
 
  一、社会学与地方志的起源差异
 
  如果仅就出现的时间与空间而言,社会学与地方志是互不相交的两门学科。作为综合研究人类共同生活的条件和社会运行机制的社会学,其产生是人类知识逐渐积累和持续发展的必然结果。近代社会学产生于19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欧洲,它是当时欧洲社会、政治、经济和科学技术长期发展的产物。它继承和发展了人类几千年来的文明成果,特别是18世纪至19世纪30年代的科学成果。多数社会学学者倾向于认为社会学的创始人是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孔德(August Comte,1798—1857)。孔德在其《实证哲学教程》(1830—1842)中最早使用“社会学”这一术语。社会学在孔德那里,被看作是“社会物理学”就其性质而言,和自然科学没有区别,它可分为研究秩序结构的“社会静力学”和研究进步过程的“社会动力学”;就其方法论而言,社会学又相当于生物学,二者区别只不过在于生物学研究有机体的“组织和生命”,而社会学则研究社会的“秩序和进步”。社会学从诞生之日起就打上了深刻的实证研究烙印。
 
  地方志是诞生于中国古代,并繁盛于兹,然后传播到周边国家的一种传统文化载体。它是按一定体例全面记述一个地域自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地方志工作条例》所指的地方志包括地方志书和地方综合年鉴。多数学者认为,地方志渊源于春秋战国,发端于秦汉,雏形于隋唐,定型在宋元,繁荣于明清,盛行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传统的方志形式,是在兼收历代国别史、地理书和地图的基础上,随着不同社会时期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而逐步完备成型的。中国流传至今的旧方志约有8000多种,从20世纪80年代初至今,共编纂出版的三级新方志有7000多部,还有2万多部行业志、部门志、乡镇志、社区志、武警志等。[4]研究地方志特征和规律的领域则是人们所称的方志学。
 
  社会学在19世纪传入中国,但社会学对方志学研究和方志编纂的影响基本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中国社会学的恢复重建才逐渐显现的。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社会学理论的影响、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渗透、社会学研究资料的共享和社会学研究成果的借鉴等方面。
 
  二、分析理论对地方志价值倾向的影响
 
  一直以“述而不论”为编纂原则的地方志,其价值倾向并不是一个新的话题。同一地方的不同志书,对同一时期地方政府官员政绩记述得较多或较少,除了掌握资料多寡这一原因以外,还投射出编纂者对人物的评价倾向;对某些经济产业项目结果和各种地方文化现象的记述,实际上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编纂者的偏好和倾向。新方志在编修过程中,更是明确提出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统领。《地方志工作条例》和《地方志书质量规定》等也明确,志书记述内容必须符合法律规定,不得有违法、泄密、危害国家安全、破坏民族团结或宣扬邪教迷信等内容。这些规定的价值倾向是十分清楚明确的。新方志因此更不能像旧志那样贴标签分类和收录“烈女”“节妇”“盗匪”等。
 
  西方社会学除了被多种学科视为一种实证文献来源,更重要的是被作为特定的理论分析框架。西方社会学的各种理论或流派,如符号互动论、结构功能主义、文化决定论、生物决定论、刺激一反应行为主义、社会交换理论、心理分析理论、现象学社会学、民俗学方法论、角色理论、戏剧理论、冲突理论、社会分层理论、标签理论等,它们的分析框架及分析方法,对理解当代社会的结构、分层和功能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各种理论指导下获得的研究假设和调查成果从不同视野丰富了人们对现代社会的认识与理解。在新方志中,特别是人口结构、职业结构、社会生活、政法等有关篇章,所记载的资料大多取之于当代社会调查研究成果。而这些成果的分析框架或多或少都会受到特定分析理论的影响。地方志对志书资料的选取,必然体现着一定的价值观和理论取向。著名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1864—1920)的价值无涉理论(value free,也译为“价值中立”)、涂尔干的社会分工论、T.帕森斯等人的结构功能主义,以及民俗学方法论(民族志编纂理论与方法)对地方志记述内容的影响,都是价值倾向渗透志书字里行间的实例。对“价值无涉”的涵义及其在社会科学方法论上的应用有诸多争论与歧见,但仅就其工具性而言“价值无涉”的概念与中国方志文化的“述而不论”传统原则在某种程度上是相通的。当然,无论是在现代社会科学领域还是传统方志界,从来就没有完全彻底的价值无涉或价值中立。而且“价值无涉”本身实质也是一种价值判断。但强调“价值无涉”的社会学研究毕竟为继承“述而不论”体例的当代新方志借鉴或吸收社会学丰富的实证调研成果打开了一扇大门,使得地方志在体现特定的指导思想或价值倾向的同时,有可能较为客观地记述社会研究各种史料。
 
  以《自杀论》和《社会分工论》闻名的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BmileDurkhe.im,1858—1917),他的社会分工论认为,传统力量统治的社会靠“机械的团结”来维系。而在近代社会中,由于社会分工的发展,人们在意识、信仰上的差异也日益增大。但是社会没有瓦解,人们也没有分离,这是因为社会分工使每个人在消费上依赖于其他人。分工使社会像有机体一样,每个成员都为社会整体服务,同时又不能脱离整体。分工就像社会的纽带,故谓之“有机团结”。涂尔干重视社会分工和社会功能的观点,对方志人理解社会和解读社会,从而更合理更深刻地理解所处社会,选择最能反映自己记录的那个社会及相应时期变迁的资料入志,避免记述事项的重大缺漏,应该是很有正面启发意义的。
 
  大体跟社会学诞生于同时期(19世纪中后期),使用诸多社会学方法的民族志,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1914—1945),形成了田野工作法、文本构成、比较价值的系统论述等成果,在此基础上,民族志拓展了研究的地理区域覆盖面。英国、美国和法国的人类学学者将研究拓展到大洋洲、非洲、印度和中国、中南美洲、环太平洋地区、南亚等地,不再局限于北美印第安人研究;法国带有浓厚民族学旨趣的年鉴派社会学家,采纳从民族志研究得来的结论,并对之加以归纳、综合、比较,提出了影响深远的社会理论。之后,这些社会理论渐次回馈民族志,使之更加丰满。[5]在文化人类学、民族志研究中形成的“文化相对主义”也曾为殖民主义统治提供过理论依据。这一实例进一步证明,所谓“价值无涉”“文化相对主义”都不可能脱离价值判断,都会顽强地以不同形式在文化学术过程中体现特定的价值取向。
 
  不仅社会学分析理论对地方志价值倾向有着深刻的影响,还存在另一方面的可能性,就是社会学与方志学两个领域的理论交融渗透,出现形成新的研究领域甚至学科的可能性。在社会学学科领域,有一门历史社会学。历史社会学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是社会学与历史学相互交融渗透的结果。作为一门新兴的社会学分支,其主张者强调对社会现象的研究必须考量历史因素,社会现象本质上就是历史过程中社会互动的结果,关注现代社会的历史来源和历史变迁,具有历史学与社会学这两门学科的双重属性,是一门介于社会学和历史学之间的交叉学科。注重“过去”的历史学家与注重“现实”的社会学家,正逐渐走到一起,由此产生了“历史社会学”。当然,历史社会学能否成为一门专门的学科,目前尚有争论。但受历史社会学形成的启发,是否可以认为,在方志研究、方志学提供的海量资料成为研究社会问题丰富宝库的同时,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的地方志也是社会学的研究对象,这个独特的领域或可称之为方志社会学研究。它的主要研究内容可以包括地方志文化的特质、地方志文化与社会系统其他子系统特别是文化系统的互动、地方志的社会功能及其嬗变、地方志的社会影响力、地方志职业群体等,都可视为方志社会学研究的范畴。但如果期望它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还需要社会学和方志学界共同深入研讨。
 
  三、研究方法的渗透
 
  地方志和社会学二者的主要差异在于,方志是中国特有的传统文化形式,研究方志的学术领域也带有浓厚的传统文化色彩,其主要方法是对文献的分析(文献分析法),运用诸如对比、考据以及对文献的归纳演绎等方法来研究地方志的基础理论和编纂方法。社会学则是近代才形成的国际化学科,其研究方法多源于近代西方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思潮,而这两种思潮恰恰是中国传统文化缺少或较为薄弱的部分。实证社会学尤以观察法和统计分析方法为最有实证特色的方法。西方国家几乎找不到一个不懂统计分析方法的社会学学者。而且,在当代国际学术界,社会学的实证研究方法还渗透到经济学、法学、人类学、民族学,甚至历史学、政治学、心理学、伦理学等人文社会学科的研究之中,并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
 
  当然,并不是有了社会学之后,地方志才开始运用实证资料。早期的民族志就运用了当时的田野考察资料,如廿四史中的“蛮夷传”,可算是最早的通过实证调查方法获得的民族志资料。就其方法论意义而言,民族志是一种不以答案而以问题为出发点;不以学者已有的观念形态为情感取向,而以审慎的归纳和推论为判断前提的研究方法。然而,在实际的调查研究过程及撰述中,很少民族志书写者隐瞒从客观研究方法得出的结论所具有的道德的、政治经济学的,甚至世界观的和人生观的丰富含义。[6]社会学调查方法启发和促进了长期以第二手资料编纂地方志的方志人,思考如何获得更及时和准确的社会资料并加以客观记述。一些地方志工作者突破传统的地方志概念和方法,开始直接进行或组织各种社会调研,将获得的大量资料经过梳理后载入地方志,使新方志对社会民生、民营经济、社会舆论等方面的记述大大丰富而且鲜活起来。近几十年来的新方志许多篇章或附录资料都是通过实地调查,搜集第一手资料后写成的。[7]观察法(田野考察法是其中一种典型方法)、访谈法、问卷法和文献分析法,在两个学科领域的调研过程中都可以使用。诸多实例都表明,社会学的方法无疑可以促进地方志研究视野的创新和编纂方法的拓展。反之,地方志的方法也对社会学的研究有着深刻的影响,社会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无论作为人文科学方法还是文化成果,其具有浓厚参与观察色彩的田野工作法、文化价值比较研究、家谱族谱研究、民族社会构成与变迁的描述等,都对近代社会学研究有重要推动和渗透作用。[8]这同时也决定了社会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必然而且可以方便地利用地方志中所记载的社会与民族方面的海量资料来支持自己的论点和构建理论体系。
 
  四、调研资料的共享
 
  社会学的研究范围和对象如社会分层、社会组织(阶层、群体)、社会冲突、社会舆论、生活方式和乡土文化等,也是地方志的重要记述内容。但地方志对社会生活这些方面的记述,过去大都囿于使用二手资料,引述或直接收录各种既有的统计数据和文献。地方特色是地方志的重要价值之一。要突出地方特色,就需要对乡土社会,包括民俗文化、乡土社会组织和生活方式进行大量社会学式的研究。浙江省的部分地方志工作机构组织进行专项社会调查,获得大量第一手调查资料供志书编纂的事例说明,以社会学的实证研究成果充实地方志的记述内容,是地方志记述内容与时俱进,不断丰富拓展的重要源泉之一;另一方面,社会学要探讨发掘社会变迁特点及其规律,离不开对各种社会资料的研究分析。这方面的资料在地方志中比比皆是。地方志中大量的经济社会史料,是社会学研究社会变迁、社会结构、社会流动和社会官理的资料宝库。从浩如烟海的方志史料可以开拓引发许多具有重要价值的社会变迁史和社会发展研究课题。在发展社会学、经济社会学、社会结构变迁史、社会问题等领域的研究中,不懂或不会利用丰富的地方志史料,不仅会影响所作出的判断或假设的解释力,更可能使研究者提出的结论或对策的正确性、可操作性存在巨大的疑问。许多社会学研究者不仅自己使用地方志资料,还要求自己的学生也参考地方志。许多高校社会学专业的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都需要查阅和引用地方志资料才能完成。
 
  与此同时,社会学对社会阶层、社会组织、社会结构、生活方式、社会舆论等领域的调查研究成果,是地方志和年鉴重要的内容来源。如果没有前者,后者将缺少诸多生动鲜活的记述内容。如果地方志工作者缺少社会学知识,还可能出现误用资料、乱套术语的硬伤。2016年广西有部送审的县志稿在人口篇中称该县“家庭结构以一对夫妻的核心家庭为主”。社会学、人口学和经济学都将核心家庭定义为由已婚夫妇和未婚子女或收养子女两代组成的家庭。编纂者显然将核心家庭与主干家庭及无子女家庭(丁克家庭)混淆了。主干家庭又称直系家庭,是指由两代或两代以上夫妻组成,每代最多不超过一对夫妻,且中间无断代的家庭。丁克家庭是指由夫妇两人组成的无子 女家庭。在中国,主干家庭曾为主要家庭类型,但随着社会的发展,此种家庭类型已不再占主导地 位。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核心家庭已成为中国主要的家庭类型。丁克家庭的数量在中国也逐渐增多。家庭类型这种变化趋势得到了历次人口普查数据的支持。如果概念用错,所引用的数据也将误导读者。而错误的概念及其相应数据的作用大概仅限于为后人提供考证辨误的对比而已。
 
  (作者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办公室)
 
 
[1]刘喜信《中国方志的社会学价值》《中国地方志》1983年第1期;李沛:《论新方志编纂中社会学理论与方法运用的价值》《中国地方志》2003年第6期。
[2]郭其泰《浅谈社会学理论在新方志中的应用》,《中国地方志》1988年第1期。
[3]叶章永《地方志与社会学嫁接的尝试——谈编修〈广州市志•家庭志〉的体会》,《中国地方志》1998年第5期。
[4]《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
[5]王铭铭:《当代民族志形态的形成:从知识论的转向到新本体论的回归》,《民族研究》2015年第3期。
[6]王铭铭:《当代民族志形态的形成:从知识论的转向到新本体论的回归》,《民族研究》2015年第3期。
[7]沈迪云、莫艳梅《社会调查在第二轮修志中的运用》,《中国地方志》2011年第1期。
[8]王铭铭:《当代民族志形态的形成:从知识论的转向到新本体论的回归》,《民族研究》201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