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侈风中的“清流”——论明清浙江地方志中的妇女消费生活


《中国地方志》2017年第9期

提 要:15世纪中期以后的浙江地区,奢靡风气日渐弥漫至社会各个阶层,妇女也因其家庭经济地位的提升,显示出不同以往的消费能力。混乱的个人消费习俗令许多修志者在哀叹“伦教荡然,纲常已矣”的同时,摒弃了具有明显性别指向的批评与指责,转而形塑他们认定的、合乎礼制的妇女消费生活,以满足男性文人期待视野中的性别想象。
关键词:浙江地方志 妇女 消费生活
 
  引言
 
  对于明清社会“奢靡”风气的讨论,学界已持续热度30余年。[1]在思想史、社会史、文化史等领域可谓成果丰硕,妇女在这股风潮中所扮演的角色、地位及消费情状,台湾学者巫仁恕在《奢侈的女人——明清时期江南妇女的消费文化》[2]一书中亦有论述。然而面对“俗尚日奢,妇女尤甚”[3]的局面,拥有书写权力的地方官绅是否止步于一味地批评,甚至法令的规范与禁止呢?方志文本中的女性是否也难逃奢靡的指摘,其消费行为是否同样“逾礼”“无度”毫无“正能量”可言?诸如此类问题,现有研究似乎尚付阙如。因此,本文尝试以浙江一域[4]作为考察中心,结合明清时期女性所处环境,对地方志中的妇女消费生活做聚焦式的审视与探讨,并试图洞见流诸于修志者笔端隐含的性别期待。
 
  事实上,从明代中后期[5]开始,被侈风吹过的浙江地区,各种僭越行为已将明初精心建构的理想社会侵蚀瓦解,这让“致力于在安稳农村生活的基础上维护社会等级制度”的地方官绅们甚是忧虑。虽其本身也难免深陷“奢靡”难以自拔,但对于扰乱原有秩序的“不良风气”,他们仍在可控的教化场域——地方志中给予“差评”。其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对妇女消费生活的载录,一方面固然指责“妇女皆竞华饰,或至拟王家”[6]“新巧屡更,珍错争奇”[7];另一方面,则在列女、风俗等门类中具有导向性地形塑了他们认定的、合乎礼制的妇女消费生活,以满足男性文人期待视野中的性别想象。
 
  一、明清浙江妇女的消费环境
 
  虽然肇始于江南地区的奢靡风气,因为王朝更迭、区域差异等因素,在明清时期的浙江自有兴衰起伏,但总体而言,在商品化与市场化的趋势下整体的社会消费环境仍发生了较大变化。
 
  (一)鸦轧机声比户多——妇女的经济收入与消费能力
 
  为何妇女会成为奢侈性消费的积极参与者?尽管史家们已给出过不同的解释,但最具说服力的答案无疑是与她们在家庭内经济地位的提升有关。迨自明后期起所谓“男耕女织”的分工生产模式逐渐确立,越来越多的女性从农作中脱离出来从事专业化的农副业或手工业,进而获得更为丰厚的报酬。钱塘县的妇女“每日络丝褙纸及箴纫履袜之类,日可入钱糊口”[8]。永康县“太平乡多养蚕织绢,清渭多种花织布,其女红之利,几四田租之一”[9]。双林镇更甚“农家育蚕,外工纺织为衣履,比户皆然。居镇者,无蚕桑,事于炊爨、缝纫外,勤纺织,精刺绣,工裁剪,成衣服。间有兼通文翰者,其终日闲戏不知操作者,人皆鄙之”。不止于此,这部志书的纂修者还不无骄傲地感叹:“吾镇女工以织绢为上,习此者多而出息亦巨,机声鸦轧夜不休,古风可溯也”[10],也即是否具有盈利能力的专业技能是衡量当地妇女“出息”与否的标准。当然,也有因“不产木棉,故妇女皆不习织”的地区,这些女性或“佐其夫揭晒草纸”,或“育蚕”,甚至在城中茶酒之肆“当垆者”[11]。上述为增加经济收入进行的家庭副业活动,多为处于社会中下层的市镇平民或乡村妇女。那些家道中落的儒家女,虽“不知操作”,却仍可通过做富户闺秀的“塾师”或‘鬻字画”[12],获取可观的收益,以维持相对体面的生活。这种需要“出阃”获利的行为,尽管有“逾礼”的嫌疑,但在地方官绅们看来仍不失为彰显文学昌盛的“标配”。至于“尼姏媒卜,卖珠鬻缯之妪”[13],因历为人所不齿,故在志书中较为鲜见,[14]然其从事经济活动的本身不可否认。
 
  那么,除提供家庭的日常开销外“勤女红”的女子们是否还有盈余进行其他奢侈性消费呢?答案是肯定的。翻检明清浙江志书可以发现,即便是普通农妇也多少有一点首饰以备家中不时之需。这些贵重饰物如果考虑一部分是嫁妆外,其他部分极有可能是其平时纺织所得中的一笔大支出。其他如节庆、出游之类及附带消费也不在少数。因此,且不论集聚于繁华城市被男性代理消费、引领时尚的有闲阶层女性,仅是忙于生计、事上抚下的中下层妇女,因其对家庭经济贡献的增大,其消费能力亦随之水涨船高。
 
  (二)尚节俭以惜财用——地方官绅的消费伦理观
 
  面对云谲波诡的时风之变,明清浙江的修志者虽欲竭力粉饰本地“男女尽力于耕织,安土重迁,儒雅以俭啬自持”[15]的淳朴风俗,却不得不正视“法网渐疏,奢侈竞起”[16]的现实。总体来看,就这种日趋显现的“奢靡”,持批判态度者多,但在情感和程度上,不同地区的官绅显然存在差异:严厉批评者有之,如万历《黄岩县志》在详述种种奢行后直指“嘉靖壬子倭奴入寇”即是“极奢则致寇矣,多藏则厚殃矣”[17]所致;哀叹世风者有之,如万历《新修余姚县志》“近且趋奇炫诡,巾必骇众而肴以玉,服必耀俗而缘以彩,昔所谓唐巾鹤氅之类又其庸庸者矣,至于妇女服肴,岁变月新,务穷珍异,诚不知其所终也”[18];汲汲劝诫者有之,如乾隆《安吉州志》“近来俗尚渐奢,肴无定数,有胪列至十于品者,谚语云:富家一席酒穷汉半年粮,斯言可为警省”[19]。万历《龙游县志》更是将知县徐杰颁布的《正民风条约》具载于册,以示警告:“照得本县民风服肴多用纱绢,器皿多用金银,侈靡相高已非一日。徐访其实中未必有也,徒诲淫诲盗由此致之,薄俗浇风莫此为甚。今当此旱荒之后,在本职且欲百事修省,而在尔民可容一物暴殄乎?相应亟行禁谕以挽民风,为此示仰通县人等即便遵照省改,毋踵前习。每遇岁时祭祀,亲朋庆吊俱服本等,布衣用土木器皿,几有前项侈靡之物,尽用哀毁务痛洗浇漓,力回古朴,毋以余言为迂而不之信也。有故违者,定行重治以罪,仍追僭用之物,入官以备赈济,决不尔贷。”[20]遗憾的是这类禁令收效甚微“有司莫之能禁”[21]。
 
  揆之上述批评,虽也提及妇女奢侈,但多数不带有特殊的性别歧视。因此,方志文本中对妇女奢侈性消费的批评“在相当程度上是与当时整个社会奢侈风气的批评一致”[22],站在性别角度的指向性记述其实并不多见。有意识的地方竞争甚至令康熙《钱塘县志》的纂修者觉得“妇女虽喜览景物,炫服饰,而平居执作尚勤,非吴会比也”[23],他们“乐意于将正当与否的质疑搁置一边”[24],耽于夸耀。然而,包容是有底线的,一切侈僭无忌、靡财奢费的消费行为,依然会受到严厉批评,如炫耀攀比的嫁妆消费“家女者以富厚相高,归之日,担负舟载络绎水陆之途,绣袱冒箱笥如鳞,往往倾竭其家”[25];或是过度狂热的宗教、节庆消费“设会进香,靡费不赀”[26]“端阳日,龙舟竞渡,男女阗视,亲族相款,民费不赀”[27]。湖州地区的修志者更是忧心忡忡地记录当地“每至春间,妇女不分老幼俱艳装入庙烧香。当事非不禁此风,竟不能止”,究其原因“皆由尼姑以轮回因果之说蛊惑妇女,日浸日滨,遂引诱出外”[28]。可见,地方官绅对妇女这种有伤风化的变向型消费是坚决制止的。
 
  二、地方志中的妇女消费方式
 
  “在文明社会中,消费可以被分作三个等级:为满足生存需要(necessity)进行的基本消费;为维持体面(decency)进行的消费;以及为炫耀财富或者精神和肉体的享乐而进行的奢侈性(luxury)消费。”[29]一般认为,后两类消费推动了明中期以后江南社会的迅速商业化,同时也是士大夫口诛笔伐的主要对象。值得注意的是,相较于明清文人笔记杂著等私人化的作品,地方志作为官方文献,其卫道、说教功能自不待言。而现实的背离,也让地方官绅们着力于思考如何在方志文本中树立一些既不囿于教条,又符合礼法要求的妇女消费方式,以供效仿。那么,哪些消费方式是明清浙江的修志者认可甚至倡导的呢?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几类:
 
  (一)贤孝消费
 
  纵观明清浙江地方志中受到批评最多的妇女奢侈性消费,无外乎服饰方面。但如果这些奢侈品以“家庭储备金”的形式出现救急于夫家,则会在性质上发生根本变化。列女门中就有诸多这样的“范例”:奉舅姑,她们“不惜脱簪珥市之”[30]“鬻衣饰殡殓”[31];葬亡夫,她们“出簪珥以营丧葬具”[32]“鬻衣饰扶榇归葬”[33];课子嗣,她们“尽以簪珥充束脩”[34]“鬻环钏以佐费”[35];延宗祀,她们“典钗钏劝舅纳妾”[36]“鬻衣为叔买妾生子”[37]。其他如仁和陆氏“伯氏主家政,有逋负,姑年迈,常以为忧。氏脱簪珥以偿,姑乃喜”[38],富阳章氏“诸姑伯姊有急,需脱簪珥赠之,无吝色”[39]⑫。钱塘才女邓瑜嫁了一位“多交文酒之宴,无虚日”的纨绔子弟,在“资屡告匮”的情况下“每典质钗珥以继之书”[40]。如此话语情境下,一直备受青睐的“荆钗布裙”反而显得不合时宜了。因此,对于当地妇女手中日渐宽裕的余资,修志者给予了一个极为正面的引导,即是消费“簪珥”“钗钏”之类的“硬通货”,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仰事俯育,做一个孝慈兼济、乡闯称颂的典范。
 
  另有一类修志者极力推崇的消费模式,主要针对上层富裕家庭妇女,告诉她们这样的善行义举将会被镌刻进地方记忆。如一位资政大夫的继妻张氏“姑殁主家政严肃,相夫教子恪守礼法……戚族有贫乏者必拯之。八十寿辰戒子孙勿奢费,惟命蠲佃租治道路而已”[41]。胡自荣妻吴氏“每遇歉岁,辄减米价平粜,出资造梅奥义渡,修各处道路”[42]。俞光耀妻沈氏“性好施予,凡郡中育婴、同善诸会,无不捐资普济”[43]。显然,这些持家有方、训子有成的女性,在主持家政期间凭借其出色的经营能力,不但为家庭积累了可观的财富,且将之用于扶贫济困、修路造桥等义行,为其本人和家族都蠃得了声望,而这远非物质上的铺陈炫耀所能获取。
 
  (二)出游消费
 
  恰如巫仁恕指出的那样,明清时期江南妇女的奢侈消费,除了日常消费的奢侈化外,空间消费上亦呈现出相同的态势。换言之,妇女越出“闺门”的机会越来越多。尽管浙江地区的多数修志者仍努力标榜本地“郊野绝无游女,即老妪罕市行者”[44],却无法回避“冶游”风气之盛的事实。不可否认,作为地方教化的主要阵地,有违礼制的“出阃”行为自然不会得到大肆宣扬,但有意思的是,地方官绅们相信出游对于那些“生有夙慧”的才妇淑媛是必要的。清代几部《杭州府志》的纂修者们就颇为自豪地写道“茅九仍尝偕”梁孟昭“游金陵,历姑苏,出京口,溯金焦,大江而上,诗亦满箧,乐其山水风土”[45],潘素心“从夫宦游五万里,凡所经历,悉见于诗”[46],这种随宦[47]的远途旅行,被认为是成就其诗才的重要一环。另一位才女钱凤纶“结社湖上之蕉园”[48],女诗人们泛舟西湖、雅集酬唱,也被视为文化渊薮之地的优势所在。
 
  除此之外,明清浙江志书中常见的妇女出游主要集中在传统的岁时节庆。如清明杭州的“妇人淡妆素衣,提携儿女,酒壶殽核,村店山家,分悛游息。至暮则花柳土宜,随车而归”,或“出游西湖,士女皆带荠花”[49];清明后梅里的“村妇约伴游硖石及曹王庙,买泥孩,取宜男之意”[50];中秋“大潮至清溪门”,处州的“女子着丹素衣于门外浣手,徘徊江月,以当祓除之意”[51];三伏“寺庙皆设醮”,宁波的‘‘妇女走礼神佛”[52];还有元旦、花朝等节日。不难看出,对于妇女在节日里为祭奠祖先或祈求美好生活而迈出户庭,修志者还是相对宽容的。这种默许也包括由此产生的车船、酒食乃至着装的消费。需要指出的是,那些“淫祠”“淫祀”的进香及庙会活动,在地方官绅们看来有悖男女大防“此惟市井无识之徒徇俗为之,士大夫秉礼之家鄙而弗道也”[53]。
 
  (三)果品糕点消费
 
  果品糕点等甜食类在明清时期的江南地区日益成为产销两旺的食品,而妇女应该是其最重要的消费者。富阳、安吉等地的方志物产门中有载,当地人“善制乌梅”[54]“乌梅特为名产”“橙似橘色青味酸,取皮去肉以盐渍之,入茶甚美”,“柿去皮晒干,扁则谓之柿饼,圆则谓之柿钟”[55]且”土人间有借以资厥生”[56],果品加工对当地百姓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西湖游览志》也载录了一种名字极为风雅的甜品制作方法:“以苏子微渍梅卤,杂和蔗霜、梨、橙、玉榴小颗,名曰春兰秋菊。”[57]前文提及的妇女各类出游,或许就多有享用上述美食,但志书中显然不便明示。
 
  不仅如此,各种用以岁时节庆祭祀或馈赠的时令食品,其制作和购置也是妇女的分内之事。如海宁在“四月立夏日,以诸果品杂置茗碗,亲邻彼此馈送,名曰七家茶”[58],嘉兴在“八月望,以百果为大饼,名月饼,以百果和糖名俸糖”[59],宁波在“端午,为角黍、骆驼蹄糕祀其先,亲戚各相馈遗”[60],处州在“冬至日,家为小米果,调以姜糖,祀其先。腊尽,馈脯栗相酬酢”[61],绍兴、金华、象山、龙游等地在重阳节都有做五色糕、牡丹糕、重阳糕的习俗。名目繁多的果品糕点如果亲手制作无疑要花费大量时间与精力,而拥有一技之长的妇女极有可能用其所得在市场上购买更为精美的食物供家人及亲友品尝。这一推测虽然在明清浙江的地方志中较难找到清晰证据,但正是这种模糊处理,透露出可能性的成立。而像《红楼梦》《金瓶梅》之类的小说中自然不乏更多力证。所以,虽然修志者也希望看到家内的主妇们亲自制作时令食品,不过越来越细的社会分工亦让他们不能否认妇女消费果品糕点的正当性。
 
  (四)刊刻消费
 
  随着明中后期印刷业的持续繁荣,出版自己或家人的名作已不再是无法企及的事情,大量的地方志也显示,越来越多被界定为德才兼备的女性有文集刊行于世。如陈瑞辉“著有《熊九集》行世”[62],陆圣姬“有《文峦草》行于世”[63],梁端“夙好《列女传》一书,暇辄展读,沉浸既久,爰事诠释,殁后远孙为校刊行世”,汪菊孙“著有《停琴倚月轩诗钞》,殁后,魏滋伯为之评选付刊”[64]。如此等等,不胜枚举。一般而言,官宦人家的女性作品多由其家族内的男性为之刊刻出版,然亦有家贫得到资助者。《梅里志》载:“徐范,字仪静,号婉卿,禾中海门女,贞木姊,有跛疾。海门善书,范童而习之。又公画梅兰。家贫,日夜汫擗洸以给食。齐眉唱詠以终。稿曰《红馀》,沈夫人纫兰梓而传之。”[65]有意思的是,这位出资者兼同乡本身就是一名才女,当地的方志记录“沈纫兰,字闲观,大参黄承昊室,封恭人。著《效颦》《锄隐》《宾庐》诸稿,彤管之盛萃于一门,近代所希有也”[66]。可见,当时文风兴盛地区的闺秀们,已有强烈的刊刻消费需求。[67]而修志者也乐意通过对一地才女博雅能文的描述,达到“夸饰以侈风土”之目的。另有永嘉贡生鲁冈继妻林氏“年十九适冈,事翁姑以孝闻,夫好读书,氏内外毗佐,不累以家事。冈日雠校何无咎《汲古堂集》,无何忽遘危疾卒,林氏年二十九仅生二女,抚族侄为嗣,并为重锓《汲古堂集》,以竟夫志”[68]。贤惠的妻子为了让丈夫专心学术,非但“不累以家事”,而且在其死后为之重刻未及完成的校雠之作。可想而知,明清时期的浙江地区,由妇女出面刊行各类集子的消费行为,并不罕见。
 
  除却上述修志者认同的妇女消费方式,检阅明清浙江的地方志仍可发现一些颇有趣味的细节,如雍正《浙江通志》的物产门在记录各地花卉时,就有杭州妇女买玫瑰花用以梳妆的内容,“花贩持盘唱卖,以助闺檐晨妆”[69]。毋庸置疑,相较于“金翠珠琲”[70]“貂额银鼠套衣”[71]这类“逾礼”的奢侈性消费,地方官绅们更倾向于让妇女用清新的鲜花代替每日必需的簪花之饰,以示本地“服饰尚俭朴”。
 
  结语
 
  15世纪中期以后的浙江地区“女红”尽管还被称为“末业”,但其在经济生活中却已占据重要地位。有学者就曾撰文具体计算过一名江南农妇从事棉纺织业的收益(清中期),日收入约相当于农夫的80%,[72]“一人之经营,尽足以供一人之用度而有余”[73],前文所举地方志书中的史料也印证了这一观点。然无法回避的是,彼时女性的生产劳动仍附属于男性经济,随之而来的消费生活亦是男性审视下被规训、定义的“奢侈”。
 
  总而言之,如何让充斥着“奢靡”之风的地方社会看起来“民风淳朴”,成为那些“失意的道德主义者”[74]殚精竭虑的问题。尤其是随着妇女家庭内经济地位的提升,其消费能力令他们矛盾、焦灼的同时,也使他们摒弃了具有明显性别指向的批评与指责,转而言说妇女消费生活的“正确打开方式”:华服首饰为的是夫家济急,慈善捐款为的是家族名望,宦游雅集为的是天赋诗才,节庆出游为的是祈求福祉,果品糕点为的是祭祀酬酢,刊行文集为的是以侈风土,等等。这种叙事策略的调整,不仅使我们能窥见儒家伦理道德面对金钱和商品冲击时的失序与无力,亦可见以修志者为代表的男性文人期待视野中的典范女性,即如那朵晨妆中簪在发间的茉莉花,宛若一股“清流”冲淡了浓烈馥郁的“侈风”,宜家宜室。
 
  (作者单位:浙江省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
 
 
[1]前20年的研究进展详见钞晓鸿:《明代社会风习研究的开拓者傅衣凌先生——再论近二十年来关于明清“奢靡”风习的研究》,载《第九届明史国际学术讨论会暨傅衣凌教授诞辰九十周年纪念论文集》,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年。
[2]巫仁恕:《奢侈的女人——明清时期江南妇女的消费文化》,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123页。作者引用大量的地方志、文人笔记、小说和图片作为史料,探讨侈风渐炽的江南地区女性在日常消费、空间消费、时尚消费的奢侈化,及其为何有能力奢侈消费、男性的批评等问题。
[3]顾起元:《客座赘语》,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45页。
[4]选择浙江作为考察中心主要基于以下两点:一是浙江范围内受侈风影响的地区兼顾各种情况,既有属于奢靡风气最盛的杭嘉湖三府(属传统意义上的江南地区),也有被陆楫认为风俗最为俭朴的宁、绍、金、衢四府,另有严、台、处、温四府;二是明中后期开始,浙江编纂、出版及存世的地方志数量相对丰富,也较有代表性。
[5]就奢靡风气出现的时间范围,学界仍有不同意见。笔者较为认同台湾学者徐泓的观点,即最早于明正统至正德年间(1436—1521)开始,经济最为进步的江南地区社会风气渐趋奢靡,明嘉靖(1522—1566)以后更甚,不过社会风气转变的时间与程度是有差别的。
[6]萧良幹修,张元忭、孙扩纂:万历《绍兴府志》卷12《风俗志》,万历十五年(1587)刻本。
[7]刘沂春修,徐守纲、潘士遴纂:崇祯《乌程县志》卷4《风俗》,崇祯十一年(1638)刻本。
[8]雍正《浙江通志》卷99《风俗上》,中华书局,2001年标点本,第2280页。
[9]沈藻修,朱谨等纂:康熙《永康县志》卷6《风俗》,康熙三十七年(1698)刻本。
[10]蔡蓉升、蔡蒙继纂修:民国《双林镇志》卷15《风俗》,民国6年(1917)铅印本。
[11]光绪《富阳县志》卷15《风土风俗》,《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6》,上海书店出版社,1993年,第303页。
[12]光绪《嘉兴府志》、光绪《嘉兴县志》、民国《杭州府志》均载有才女黄媛介、朱珏、苏畹兰因“家贫为女子师”以及金淑、徐范、汪云琴“鬻字画自活”“人争购之”的事迹。
[13]陈尔士:《听松楼遗稿》卷1《授经偶笔》,《江南女性别集》(初编上册),黄山书社,2008年,第584页。
[14]参见雍正《浙江通志》列女门中,在记录一名嘉兴的潘贞女时,将写其为卖花妪女。
[15]雍正《浙江通志》卷100《风俗下》,第2319页。
[16]雍正《浙江通志》卷100《风俗下》,第2304页。
[17]袁应祺修,牟汝忠等纂:万历《黄岩县志》卷1《风俗》,万历七年(1579)刻本。
[18]史樹德修,杨文焕等纂:万历《新修余姚县志》卷5《风俗》,万历二十九年刻本。
[19]刘蓟植等纂修:乾隆《安吉州志》卷7《风俗》,乾隆十五年(1750)刻本。
[20]万历《龙游县志》卷5《风俗》,《浙江图书馆稀见方志丛刊》,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第40册,第197页。
[21]光绪《永嘉县志》卷6《风土志》《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60》,上海书店出版社,1993年,第136页。
[22]巫仁恕:《奢侈的女人——明清时期江南妇女的消费文化》,第123页。
[23]魏原修,裘琏等纂:康熙《钱塘县志》卷7《风俗》,光绪十九年(1893)刻本。
[24][美]高彦颐著,李志生诨《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45页。
[25]雍正《浙江通志》卷99《风俗上》,第2298页。
[26]光绪《富阳县志》卷15《风土·风俗》,《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6》,第303页。
[27]雍正《浙江通志》卷100《风俗下》,第2308页。
[28]胡承谋纂修:乾隆《湖州府志》卷39《风俗》,乾隆四年(1739)刻本。
[29]原祖杰:《文化、消费与商业化:晚期江南经济发展的区域性差异》,《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
[30]光绪《永嘉县志》卷19《列女•节妇》,《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60》,第442页。
[31]雍正《浙江通志》卷203《列女二》,第5731页。
[32]光绪《永嘉县志》卷19《列女•节妇》,《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60》,第444页。
[33]雍正《浙江通志》卷203《列女二》,第5725页。
[34]光绪《永嘉县志》卷19《列女•节妇》,《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60》,第439页。
[35]雍正《浙江通志》卷208《列女七》,第5895页。
[36]光绪《永嘉县志》卷20《列女•节妇》,《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60》,第452页。
[37]雍正《浙江通志》卷203《列女二》,第5717页。
[38]雍正《浙江通志》卷203《列女二》,第5726页。
[39]光绪《富阳县志》卷15《风土·风俗》,《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6》,第437页。
[40]民国《杭州府志》卷154《列女四》, 民国11年(1922)铅印本,陈瑀修,王棻纂;屈映光续修,陆懋续纂;齐耀珊重修,吴庆坻重纂。
[41]民国《双林镇志》卷26《贤淑》。
[42]雍正《浙江通志》卷204《列女三》,第5788页。
[43]雍正《浙江通志》卷203《列女二》,第5761页。
[44]胡承谋纂修:乾隆《湖州府志》卷39《风俗》,乾隆四年刻本。
[45]康熙《杭州府志》卷33《人物•节妇》,《浙江图书馆稀见方志丛刊》第18册,第203页。
[46]民国《杭州府志》卷154《列女三》。
[47]这种妇女随宦的经历,除却从夫之外,还包括从父、兄、子,如光绪《富阳县志》中的孙九畹,其母就曾随两个儿子“游宦四方”光绪《嘉兴府志》中的孔氏则有从父宦游的经历。
[48]民国《杭州府志》卷154《列女四》。
[49]雍正《浙江通志》卷99《风俗上》,第2284页。
[50]杨谦纂:光绪《梅里志》卷7《风俗》三十,光绪三年(1877)仁济堂刻本。
[51]雍正《浙江通志》卷100《风俗下》,第2320页。
[52]雍正《浙江通志》卷99《风俗上》,第2297页。
[53]胡承谋纂修:乾隆《湖州府志》卷39《风俗》,乾隆四年刻本。
[54]钱晋锡纂修:康熙《富阳县志》卷5《风俗》,康熙二十二年(1683)刻本。
[55]刘蓟植等纂修:乾隆《安吉州志》卷8《物产》,乾隆十五年刻本。
[56]钱晋锡纂修:康熙《富阳县志》卷5《风俗》,康熙二十二年年刻本。
[57]雍正《浙江通志》卷99《风俗上》,第2284页。
[58]雍正《浙江通志》卷99《风俗上》,第2284页。
[59]雍正《浙江通志》卷99《风俗上》,第2288页。
[60]周希哲等修,张时徹等纂:嘉靖《宁波府志》卷99《风俗》,民国31年(1942)抄本。
[61]雍正《浙江通志》卷100《风俗下》,第2320页。
[62]光绪《永嘉县志》卷20《列女•节妇》《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60》,第477页。
[63]万历《秀水县志》,《人物志之六》,《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31》,上海书店出版社,1993年,第629页。
[64]民国《杭州府志》卷154《列女三》,民国11年铅印本。
[65]转引自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47页。
[66]光绪《嘉兴府志》卷79《才媛》《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14》,上海书店出版社,1993年,第564页。
[67]据《檇李诗系》载,同是嘉兴秀水人的才女项兰贞在临死前写了一首诗给他丈夫诀别,曰:“吾于尘世,他无所恋,唯《云》《露》小书,得附名闺秀后,足矣。”
[68]光绪《永嘉县志》卷20《列女•节妇》,《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60》第455页。
[69]雍正《浙江通志》卷101《物产》,第2340页。
[70]袁应祺修,牟汝忠等纂:万历《黄岩县志》卷1《风俗》,万历七年刻本。
[71]杨积芳纂修:民国《余姚六仓志》卷18《风俗》,民国9年(1920)铅印本。
[72]李薄重《从夫妇“并作”到“男耕女织”——明清江南衣家妇女劳动问题探讨之一》,《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3期;李薄重《男耕女织与半边天角色的形成——明清江南衣家妇女劳动问题探讨之二》,《中国经济史研究》1996年第4期。
[73]尹会一:《敬陈衣桑四务疏》,《清经世文编》卷35,学苑出版社,2012年。
[74][加] 卜正民:《纵乐的困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07页。卜在书中指出:“很多地方志充满了仇商的倾向,因为这些方志的编纂者,大部分是失意的道德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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