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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民族文化节”看方志资源在西部开发中的作用


《中国地方志》2001年第1~2期

  贵州黔西南自治州民族文化遗存古朴而丰富,纯真又自然,而这些民族文化资源的全面搜集整理是从《黔西南州志•民族志》的编修开始的。在西部开发形势的促动下,这些民族文化资源得以开发利用。本文阐述的是从《民族志》资料的搜集到西部开发对这些方志资源的应用,从而论述了方志资源在西部开发中的作用。
 
  黔西南州位于滇桂黔三省交连的千山万壑之间,历史上这里是云南、广西、贵州三省区毗邻地带的商业贸易中心和通衝要塞,素有“西南屏障”、“滇黔锁钥”、“黔桂锁钥”之称。这里历史文化积淀厚重,出土于兴义顶效的贵州龙化石是稀世之宝,兴仁交乐的汉墓群为世人所瞩目,南明最后一个皇帝永历帝曾在安龙有行宫。这里自然资源丰富,自然风光绮丽迷人。在这块古老神奇的土地上,居住着汉、布依、苗、仡佬、回等33个民族,少数民族古文化遗存古朴而丰富,纯真又自然。然而这块宝地多少年不被外界知晓,旧中国这里被看作是“蛮荒之地”而为统治者们不屑一顾。新中国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黔西南逐渐为外界所了解。
 
  当新世纪即将来临的时候,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各族人民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度过了充满着喜悦和希望的三个文化节——在以“龙城”著称,又有“十里荷花”相伴的安龙县城举办了“安龙荷花节暨招商会”;在有“贵州龙之乡”之称的贵州顶效经济开发区举办了以布依族传统的“浪哨”(谈情说爱)为特色的“贵州顶效布依族査白歌节”;在兴仁县城首次举办了以苗族文化为主、各民族文化均得以展现的“八月八苗族风情节”。文化节获得了轰动效应:共有20多万中外宾客及黔西南各族人民参与;中央、省及地方近300名记者前来采访;人群如潮,歌舞飞扬,商贾如云,诸多中外商家前来考察或洽谈投资项目。这次举办的文化节,目的是进一步扩大黔西南的知名度,宣传黔西南的资源优势,以期在西部大开发中,变资源优势为经济优势。
 
  民族文化的开发利用,最早应追溯到(黔西南州志•民族志》的资料搜集。
 
  《民族志》的编修是新方志创新的重要内容之一,是一个新课题,对于黔西南来说更是新而难的课题。因黔西南在旧中国被认为是“蛮荒之地”,一些少数民族被认为是“化外民族”,不被统治阶级看重。又因黔西南地处西南边陲的最边远地区,山高路险,旧文人的步履很难深入。因此旧史籍中除《兴义府志》有短短几行字提及外,根本找不到有关黔西南民族的文字记录。解放后,政府对少数民族极为重视,但因条件所限,对其调査研究仍不够深入全面,直到《民族志》的编修才开始对黔西南少数民族人口、迁徙、支系、经济、语言、文学艺术、居住、节日、服饰、婚嫁、丧葬、宗教等进行全面调査。1987年,州志办组织编修人员会同少数民族有关人士一起,跋山涉水,深入村寨,访寨老,査家谱、族谱,开座谈会,实地考察。经过两年多的艰苦付出,搜集整理了100多万字的资料,并撰写成50多万字的初稿。在搜集整理资料的过程中,编纂者们惊异地发现,由于延绵大山的阻隔,使黔西南少数民族出奇地保存许多“惟我独有”的未被现代文明浸染的、尚待开发和认识的民族文化。诸如那些具有原始原生状态的宗教、巫术、祖先崇拜、土地崇拜,那些满带着古风的礼仪、习俗、建筑、节日、饮食、嫁娶、丧葬,那些讲述着人类蒙昧时代生活的古歌、传说,那些看似憨厚、稚拙,实则蕴藏着深沉美的歌舞、音乐,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服饰,那些留有原始劳作遗迹的狩猎、编织、酿酒以及具有顽强生命力的民间医药,那些山区少数民族顽强的奋斗精神及对真善美的渴求以及在生产生活中的表现,等等。以物记数的原始记数方法,在其他民族地区已经绝迹,而在黔西南苗族中则多处发现。从表面上看,这些现象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是过时的东西,只能将它记入历史博物馆,实则它却蕴含着多方面的价值。多少年来,这些远隔尘嚣、沉寂在崇山峻岭中的文化未受到重视。而在西部开发形势的促动下,在三个民族文化节上放射出独具魅力的异彩,并带来实际的经济效益。应该说,这些都有《民族志》资料搜集的一份功劳。
 
  毋庸讳言,最早在搜集《民族志》资料时,编纂人员只认识到了它的文化价值、研究价值和存史价值,并没有将它与现代经济发展联系起来。但州委州政府对《民族志》的编修很重视,原州委代理书记仪邦钦、州长李昌琪、州人大主任彭兴禄等对《民族志》的资料搜集及编写曾多次过问。仪书记和李州长亲自阅读过初稿,李州长还在阅读过的稿子上签了意见,肯定方志工作者的劳动,称赞《民族志》首次调査了如此多的有关黔西南少数民族的资料,是黔西南方志工作的一大功劳。但由于人员的变动,领导班子的更换,经费的紧缺等,方志工作的价值只能停留在初稿上。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随着旅游经济的兴起,一些国家和地区利用民族文化发展旅游业使人们对民族文化价值认识的视野扩大,方志工作者对所搜集到的有关民族文化资料的认识也进一步深化。编纂者意识到了将这些宝贵资源推出利用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于是州志办多次催促有关部门提供条件,以尽快地将《民族志》出版。其间,编纂者们还利用《民族志》资料撰写文章,通过新闻媒介、学术性刊物、专著等向外界宣传黔西南民族文化,先后在《贵州日报》、《贵州民族报》、《黔西南报》、《南风》、《贵州民族研究》、《布依学研究》、《苗学研究》、《黔西南社会科学》、《中国生产力研究》、《中外文化交流》等报刊上发表数十篇有关宣传和研究黔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的报道、通讯、散文、论文、调查报吿等,其中黔西南的苗族文化是首次向外界传播。方志工作者还利用《民族志》资料,著述有《南盘江畔布依人》和《黔西南苗族研究》,从族源、族称、迁徙、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介绍研究黔西南布依族、苗族的历史和现状。方志工作者所发表的这些文章和著述,是应用方志成果写成的,是方志资源的组成部分。
 
  黔西南民族文化通过这些文章和著述传播出去后,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一些国外学者专家闻名前来考察。如日本东京学习院大学武内房司副教授几次到兴义,贞丰等地考察布依族;日本丽泽大学教授、中国贵州苗学研究会义务研究员金丸良子和昭和女子大学、杭州大学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民族学家田畑久夫教授,从《贵州民族研究》上看到有关黔西南苗族的介绍后,连年到该地的安龙、望谟等地考察苗族,每次考察回来后,她们都兴奋不已;北京高等学院一些民族学的专家从媒介上看到有关黔西南民族文化的信息后,写信来索买书籍,了解情况。在介绍研究黔西南民族文化的文章中,名为《浅论苗族昆虫食品》和《几多奥秘苗家裙》的论文被《中外文化交流》杂志译成英文介绍到国外。一篇名为《黔西南民族古文化遗存的现代价值》深刻地论述了黔西南民族古文化遗存在现代社会中多方面的价值,以及开发利用的紧迫性和重要性。论文发表后,在黔西南州委州政府一些领导中产生反响,当时的州委副书记康后元、副州长吴柳年都表示说:“文章写得好,黔西南民族古文化遗存在当代社会很有价值,应当及早开发利用。
 
  西部开发的形势为黔西南民族文化的开发利用带来了强大的动力。在黔西南州委、州政府关于西部开发的部署中,第一步是要吃透州情,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州情进行再认识。因此,一时间,方志书籍和资料成为领导的必读物,一些领导手中没有拿到黔西南有关方志书籍的,均打电话到州志办来索要。在认识州情的基础上,决策者们作出发挥“四大优势”、“开发四大资源”的决定。其中旅游资源是必须开发的四大资源之一,而民族文化的开发利用更是旅游资源中的重要内容。至此,民族文化的开发被提上了议事日程。党委和政府吸收借鉴近年来云南省及贵州黔东南、安顺等地区应用民族文化资源扩大地域影响,发展旅游业,为招商引资搭桥等经验,对本地区的民族文化资源价值有了进一步认识。1999年底,黔西南州苗学成立大会在兴义召开,黔西南州四大领导班子的主要领导均参加了会议。会上,有关黔西南民族文化特别是苗族文化的方志资料被分发到有关领导手中,有关领导看了资料后为之振奋,肯定了这些资料的重要价值。会后,州委州政府领导督促各有关部门对民族文化资料进行分析。2000年上半年,决策者们就在对西部开发的实施意见中,作出了在下半年开一次研讨会、举办三个民族文化节的决定。
 
  应该说,这次的文化节是成功的。相信这样的活动会越办越多,给黔西南经济发展带来更好的前景。方志工作也将会有更广阔的发展道路。
 
(联系地址:贵州省兴义市沙井街22号州志办公室邮编:562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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