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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荀悦史观对当今修志问道实践的启迪意义


《中国地方志》2017年第3期

提要:荀悦是东汉末年史学家和思想家。他改写《汉书》而成《汉纪》,侧重于治道为政道服务的修史问道理念值得志界同仁借鉴。他的著史问道主张可以概括为:问道的关键在“明鉴”、问道的内容在“五志”、问道的方法在归类、问道的宗旨在“崇圣”、问道的重点在变通。

关键词:修志问道  荀悦史观  修志编鉴
 
  荀悦(148—209),字仲豫,颍川郡颍阴县(今河南许昌)人,荀况第十三世孙,是东汉后期具有进步倾向的思想家和史学家。袁宏《后汉纪》称其少有才理,兼综儒史。汉灵帝时,荀悦曾托病隐居,献帝初年应曹操征辟,任黄门侍郎、秘书监、侍中等职。他有感于时政,曾作《申鉴》五篇,范晔称其《申鉴》“所论辩,通见其体,献帝览而善之”。建安三年(198),“帝好典籍,常以班固《汉书》文繁难省,乃令荀悦依《左氏传》之体而为《汉纪》三十篇”。荀悦编纂《汉纪》,“谨约撰旧书,通而叙之,总为帝纪,列其年月,比其时事,撮要举凡,存其大体,旨少所缺,务从省约,以副本书,以为要纪”[1]。由于他扩充了编年体的叙事范围,增强了叙事的条理性,《后汉书》称其“辞约事详,论辨多美”。此外,荀悦还撰有《崇德》《正论》等数十篇,可惜都亡佚了,今仅存《申鉴》和《汉纪》。修志编鉴的成功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史料取胜,二是思想取胜。史料取胜,就是我们常说的资料翔实。思想取胜就是李克强总理所说的“修志问道,以启未来”,也就是中国文以载道、道以文存的传统。荀悦此二书从史料学的角度看,价值虽然不怎么显胜,但从史学思想角度观之,则价值重大、创见颇丰,尤其是其修史问道、以史载道方面对于我们修志问道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一、问道的关键在存史明鉴——质之事实、通之万方
 
  要想使过去的经验教训启迪未来的前行方向,关键在于当下包括各类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问道。历史问道桥梁的搭建关键是要通过明鉴来实现。写史修志关键是要为今人或后人提供可资鉴借的史实,如此方能导人心于向善,引社会于向好。荀悦既是史家,又是大臣,身居秘书监、侍中等要职,这种大臣兼史家的双重身份,使其格外注重史学的政治功用,特别关注史学的以史为鉴,并通过明鉴借以问道,从而启迪未来的正确治理,进而起到推动社会向好发展、向善推进的作用。
 
  存史明鉴的前提是求实存真。荀悦把史学与封建政治统治紧密联系起来,明确提出认识历史、考察历史的目的,就是为治国施政提供借鉴。他认为重鉴戒、求问道要在真实存史上下功夫。“古者天子、诸侯有事,必告于庙。朝有二史,左史记言,右史记动。动为《春秋》,言为《尚书》。君举必记,臧否成败无不存焉,下及士庶,苟有茂异,咸在载籍。或欲显而不得,或欲隐而名章,得失一朝而荣辱千载,善人劝焉,淫人惧焉。故先王重之,以副赏罚,以辅法教。”[2]可见他将封建史学的存真与政治行为的“赏罚”“法教”结合起来。这是前辈史家少有地明确提出以存真求鉴戒、以史鉴来问道的举措。为此,我们修志必须按照全面存史、真实存史的要求,显示正能量,贬斥负能量,以保存真实史事而问道,以坚持秉笔直书而守道。
 
  存史明鉴的中介是保存善法。荀悦认为一国之君,要治国安民,必须重视典籍中所保存的好政策、好制度、好措施等善法的鉴戒作用。“昔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虞、夏、商、周之书,其揆一也,皆古之令典。立之则成其法,弃之则坠于地,瞻之则存,忽焉则废,故君子重之。”[3]这里讲的是史家要重视记载内含治道的令典善法。同时荀悦认为在历史典籍中,上自天文、下至地理、中及人类社会,无不详细记载,即“天人之际、事物之宜,粲然显著,罔不备矣。世济其轨,不殒其业,损益盈虚,与时消息,虽臧否不同,其揆一也”[4]。这就是说治国纲领、经邦要术就寓含在这些历史典籍中,“其存亡成败之机在于是矣,可不尽而得览乎”!荀悦的史籍问道精神对我们修志同仁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为此,我们必须在修志过程中,全面记载自然、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建设中安民惠民、可资借鉴的经验与教训,让有利于人民、有利于善治的典籍保存下来,做到载籍存史、以达问道之目的。
 
  存史明鉴的关键是明道守义。荀悦作《申鉴》一书,目的在于申述历史鉴戒之大义,从理论高度上阐明治国之道及君臣之义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为君王治国提供借鉴。“夫道之本,仁义而已矣。五典以经之,群籍以纬之,咏之歌之,弦之舞之。前鉴既明,后复申之。故古之圣王,其于仁义也,申重而已。笃序无疆,谓之申鉴。”[5]《后汉书·荀悦传》称其所论辨,通见政体。四库馆臣评论说,荀书剖析事理,尤为深切著明,盖由其原本儒术,故所言皆极醇正,于治道深有裨益焉。同时,荀悦编撰《汉纪》一书,着力于从一般历史现象中归纳总结出治国安邦的普遍历史经验和方法原则,以达于“质之事实”“通之万方”的目的。这就要求我们修志者必须认真记载事实,并使之具有“通之万方”的治道功能,达到政道可鉴的目的。他说:“凡《汉纪》有法式焉,有鉴戒焉……是故质之事实而不诬,通之万方而不泥。可以兴,可以治;可以动,可以静;可以言,可以行。惩恶而劝善,奖成而惧败。兹亦有国之常训,典籍之渊林。”[6]他甚至明确提出综往昭来、永鉴后昆的主张,认为君子有三鉴,鉴乎前,鉴乎人,鉴乎镜。鉴前惟顺,鉴人惟贤,鉴镜惟明。夏商之衰,不鉴于禹汤也。周秦之弊,不鉴于民下也。侧牟垢颜,不鉴于明镜也。故君子惟鉴之务。以致唐太宗曾将《汉纪》赐凉州都督李大亮,要求认真阅读,嘱咐说:“此书叙致既明,论议深博,极为治之体,尽君臣之义,今以赐卿,宜加寻阅。”[7]为此,我们修志问道就要达于记事则事实不诬,明理则万方不泥,让史实具有明道的作用,让史蕴拥有守义的功能,以达于启示未来、辅助治理的作用,如此,我们才能称得上修志问道。
 
  明鉴的目的是惩恶劝善。荀悦关于史学重在问道的探讨和认识,具有承上启下之功。它既继承了先秦以来的“鉴戒得失”“惩恶劝善”“施政治国”“修身养德”等观点,同时又开创了后世“史为国家典式”的思想。如晋司马彪认为,先王立史官以书事,载善恶以沮劝,撮教世之要。袁宏则认为,史传之心,所以通古今而笃名教。刘勰更进一步抽象概括道:“居今识古,其载籍乎!”“彰善瘅恶,树之风声。”[8]荀悦这种把史籍视为历史与现实的桥梁,主张著史要坚持惩恶劝善的史观,对于我们坚持“修志问道,以启未来”具有启示价值。它告诉我们,客观发生的历史是死的,而修志编鉴的史学活动,不仅要真实地记录历史,还要通过详载鉴戒得失、惩恶扬善的史实,以启迪未来社会健康发展。
 
  二、问道的内容在侧重“五志”——全面总结,启迪未来
 
  修志问道,关键是“问”什么,即“道”有些什么内容构成。荀悦的史学问道理论告诉我们,问道必须在两个环节上着力,一是在修志思路上,首先必须有在研读史料基础上形成的修志理念,并让这些理念具有引导社会向真、善、美方向发展的功能。二是围绕修志理念在取材上选取些什么史实以说明自己的修志理念,并能起到“问道”“启来”的作用。这两方面,荀悦均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一是在修志理念上。他说:“夫立典有五志焉:一曰达道义,二曰彰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勋,五曰表贤能。”[9]这里虽然讲的是著史的志向和功用,但实际上也是著史的内容和目标。之后常璩编写《华阳国志》时便稍作改动,明确地移用来作为修志的理念。荀悦认为,在史书中要阐发君臣父子、忠孝仁义之类的道德礼仪,以便规范人们的言行,做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这是精神文明建设之道。要彰显治理国家的典章制度和法律规范,并阐明这些制度规范出台的时代背景、变迁的脉络线索,以便致用,这是制度文明建设之道。要总结历代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以便资鉴,这是政治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之道。要表彰历代圣王明君的功德业绩,以便效法;要载录贤臣良吏助君治国的不朽功勋,以树楷则,这则是社会文明建设之道。
 
  这些史书编纂的理念,是荀悦继承前人的成果并使之高度条理化和系统化的结果。所谓“达道义”,渊源于孟子所说的“其义则丘窃之矣”[10],荀子所说的“君道”“臣道”“天道”“人道”,司马迁提出的《春秋》“礼仪之大宗”以及班固父子的史书“论大道之说”[11]等,目的是借助史书去阐发治国理政之道、和谐小康之道、文化建设之道。所谓“彰法式”,源于《尚书》之“监于有夏”“监于有殷”[12],《左传·庄公二十三年》之“君举必书”以备后世观,荀子的“圣王”以为后世师,司马迁的孔子作《春秋》“以为天下仪表”等,旨在以史书显扬和彰明封建秩序及典章制度。所谓“通古今”,源于《礼记·经解》“疏通知远,《书》教也”之说,司马迁“通古今之变”说。荀悦在此基础上发展之,认为史书应“综往昭来”,故需阐释历代兴衰治乱之通义、通则,总结具有普遍意义的经验教训。所谓“著功勋”,继承了司马谈、司马迁父子表彰“明圣盛德”“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的观点和班固宣扬“汉德”过程中表彰汉代德臣列辟、功君百王的荣镜宇宙、尊无与抗之业绩的观点,旨在以史书为载体彰显统治者之功德。所谓“表贤能”,侧重于树立统治阶级中的楷模人物。关于这一点《左传》论《春秋》“善人劝焉”是其端绪,司马谈有志于“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及王充“载人之行,传人之名”为其继承。应该说,以五志立典的史书编纂理念是荀悦编撰《汉纪》时渗透于全书内容之中的指导原则。我们要做到修志问道,在修志过程中也必须吸取我国古代这一具有悠久传统的五志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和修志理念。这五志包含着我们志书的存史、资政和教化三大功能。我们应在修志过程中吸取其合理之内核,摒弃其逆时之外壳,以便更好地实现“修志问道,以启未来”的目标。
 
  在史书的取材上,荀悦围绕五志提出了十六个方面的内容。《汉纪》开篇即云:“凡《汉纪》有法式焉,有鉴戒焉;有废乱焉,有持平焉;有兵略焉,有政化焉;有休祥焉,有灾异焉;有华夏之事焉,有四夷之事焉;有常道焉,有权变焉;有策谋焉,有诡说焉;有术艺焉,有文章焉。”[13]这里他对史书应载内容作了周详精微的归纳和分类。它包含自然、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内容,既含政治的内容,也含军事的内容;既有国内的内容,也有国际的内容;既讲常道,也讲权变;既有正面的策谋,也有反面的诡说。可以说在荀悦的那个时代已属“全面记载”的范畴。应该说这种分类现在看来虽不尽合理,但就当时而言则表明荀悦作为史家对社会历史现象的认识和归纳已经达到一个新的理论高度。这其中已经隐含了当代修志从自然、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五大部类加以记载和总结,并重视问道的雏形。
 
  三、问道的方法在分析归类——综合类列,见微察著
 
  修志问道对修志同仁是一项比较高的要求,而且这项要求需要着重借助于归类的方法进行。修志问道要坚持述而不作的原则,这是史学、方志学与文学和哲学表达真理的根本区别所在。我们著史修志之问道须如翦伯赞所说:“在资料的总和中,显现社会发展的大势;在资料的分析中,呈现社会状况的细节;在资料的升华中,探索社会进步的法则。”[14]但分析归类的前提是博览的史学功夫,在此基础上还需要有刘知几所说的比较卓越的史识。而这种史识的形成及问道的过程都需要极其艰辛的付出。正如荀悦所认为的,考察历史、认识事物、评论得失,应当采取区分类例、分类归纳的方法,这样才能达到以小见大、鉴往知来、见微察著的功效。他指出,“善恶之效,事物之类,变化万端,不可齐一”,只有区分其类例,触类旁通,才可能抓住其本质、掌握其规律、体会其精微。荀悦娴熟而广泛地运用了这一史书撰写的问道方法。
 
  一是情势归类。荀悦告诉人们要“为于可为之时,为于可为之处”,让后人明白遵循客观规律和发挥主观能动性各自所应侧重的场景。道从总体上概括,无非是“天道”“人道”以及处理他们之间关系的“天人之道”三类。《申鉴》说:“或问:‘天命(天道)、人事(人道)。’曰:‘有三品焉。上下不移,其中则人事存焉尔。命相近也,事相远也,则吉凶殊矣。’”[15]在《汉纪》中,荀悦又把“三品”拓展到“三势”,即“夫事物之性,有自然而成者,有待人事而成者,有失人事不成者,有虽加人事终身不可成者,是谓三势。凡此三势,物无不然。以小知大,近取诸身。譬之疾病,﹝有﹞不治而自瘳者,有治之则瘳者,有不治则不瘳者,有虽治而终身不可愈者,岂非类乎?……是以推此以及天道,则亦如之。”[16]这实际上就是司马迁说的“究天人之际”,为于可为之时、之处的观点。它值得我们修志问道特别注意,即有些事是客观大势所决定,人们难以改变,是自然而成的或人为努力无从使之向好的纯自然规律性质的天道。有些事,人为加以努力就能使社会向好,而人不发挥主观能动性则社会不会向好,这是人的主观能动性所能及的人道。我们的修志问道特别要把注意力集中在此类通过人为努力可以促进社会进步的事情上。
 
  二是世风类列。他告诉人们治国成败与世风善恶有密切联系。荀悦强调统治者“必察乎国风”,并将“国风”划分为九种类型,所谓“惟察九风,以定国常。一曰治,二曰衰,三曰弱,四曰乖,五曰乱,六曰荒,七曰叛,八曰危,九曰亡。”[17]治国之风的特征是君臣亲而有礼,百僚和而不同,让而不争,勤而不怨,无事惟职是司。衰国之风的特征是礼俗不一,位职不重,小臣谗嫉,庶人作议。弱国之风的特征是君好让,臣好逸,士好游,民好流。乖国之风的特征是君臣争明,朝廷争功,士大夫争名,庶人争利。乱国之风的特征是上多欲,下多端,法不定,政多门。荒国之风的特征是以侈为博,以伉为高,以滥为通,遵礼谓之劬,守法谓之固。叛国之风的特征是以苛为密,以利为公,以割下为能,以附上为忠。危国之风的特征是上下相疏,内外相蒙,小臣争宠,大臣争权。亡国之风的特征是上不访,下不谏,妇言用,私政行。[18]在此荀悦区分类例,揭示了国家治理好坏与社会风气不同征兆的联系。这对我们当代人修志问道有很重要的启示作用,它要求在修志中促进“治”风的形成,关注社会风气的正向转化,防止歪风邪气的形成,培植正能量,抑止负能量,以达于问道之目的。
 
  三是政风归类。他试图告诉人们治世与衰世各与何种政风相联系。他认为成功的治理体系与良好的政治风气相联系,而治理无方的衰世与“贵高人”“富奉身”和“报肆心”的政风不可分割。他说:“治世所贵乎位者三:一曰达道于天下,二曰达惠于民,三曰达德于身。衰世所贵乎位者三:一曰以贵高人,二曰以富奉身,三曰以报肆心。”[19]这里,荀悦着重强调了统治者的角色定位和道德修养,在良善政风形成中的垂范作用和表率意义,要求在位之君在政风上行公平之道、谋人民之福、修自身之德,而不能只关注统治集团自身既得利益的维护,甚至以天下之财富供一己之享用,克服善恶由己、褒贬无法则、用黜无定制的影响良好政风形成的行为。
 
  四是君臣类列。为了进一步说明政风,荀悦阐发了君臣优劣的“六主”“六臣”说,对君、臣各作了6个类型的划分。“故曰有六主焉:有王主,有治主,有存主,有哀主,有危主,有亡主。”“亦有六臣:有王臣,有良臣,有直臣,有具臣,有嬖臣,有佞臣。”荀悦还对各种类型的主和臣作出具体而周详的描述和剖析,展示出各自的表现特征。荀悦认为,王主的特征是体正性仁、心明智固、动以为人、不以为己。治主的特征是克己恕躬、好问力行、动以从义、不育纵情。存主的特征是勤事守业、不敢怠荒、动以先公、不以先私。哀主的特征是情过于义、私多于公、制度殊限、政令失常。危主的特征是悖逆交争、公私并行、一得一失、不纯道度。亡主的特征是亲用谗邪、放逐忠贤;纵情遂欲、不顾礼度;出入游放、不拘礼禁;赏赐行私以越公用、忿怒施罚以逾法制;遂非文过、知而不改;忠信雍塞、直言诛戮。关于六臣的分类,他认为王臣的特征是以道事君,匪躬之故,达节通方,立功兴化。良臣的特征是忠顺不失,夙夜匪解,顺理处和,以辅上德。直臣的特征是犯颜逆意,抵失不挠,直谏遏非,不避死罪。具臣的特征是奉法守职,无能往来。嬖臣的特征是便辟苟容,顺意从谀。佞臣的特征是倾险谗害,诬上惑下,专权擅宠,惟利是务。[20]荀悦认为君与臣之间,同善则治,同恶则乱,杂则交争,故明主慎所用也。
 
  以上对客观情势的“三势”归纳,对社会风气的“九风”类聚,对治世与衰世中在位者从政风格、待民态度和自身修养的分类及对“六主”和“六臣”的区分,都属在大量掌握史料基础上的归类提炼。它让人有所感悟,有所明道,对于启发人的思维,启迪统治者的治理均具有积极意义。这就是问道。由此可知问道的一个重要方法在于归类,而归类就是概括,而概括又以分析为前提,分析的正确与否则又取决于修志者的历史见识。这种见微知著,重综合、重分析,善归纳、善概括的历史见识又不是想有就有的,它又依仗大量史料日积月累、长期积蓄的“史学”功夫和日磨月砺、长年训练的“史才”根基。这种问道之法是值得我们志界同仁加以借鉴的。
 
  四、问道的宗旨在坚持真理——彰显正义,引导社会
 
  修志问道的关键是要内心崇尚并在行为上推崇圣贤的主张,彰显进步的思想,引导社会向善。为此荀悦在撰史和论政中无论评人论事,抑或议论各种历史和现实问题,总是引用儒家经典,并依之为据,坚守儒学立场,以圣人合理的是非观为准则。
 
  首先是崇圣必须坚持仁义之道,贬斥歪门邪说。这是以圣道评言说。他认为作为史家必须博学以文,约之以礼,对百家学说要博而知其秽,约而知其要。其方法就是以“圣人之道”衡量之、斟酌之、判定之,力争做到既不概而善之,也不兼而弃之,要以圣人之道为标准,善则采之,恶则弃之。这是修志问道必须注意的。他说:“放邪说,取淫智,抑百家,崇圣典,则道义定矣。”[21]“或问守。曰:‘圣典而已矣。若夫百家者,是谓无守。莫不为言,要其至矣。莫不为德,玄其奥矣。莫不为道,圣人其弘矣。圣人之道,其中道乎。是为九达。’”[22]其意为史家应尊奉儒家经典,视其为至高无上、无所不达之道,所以要“息华文,去浮辞,禁伪辨,绝淫智,放百家之纷乱,一圣人之至道,则虚诞之术绝,而道德有所定矣!”[23]可见荀悦在写史与撰文中终始以儒家思想作为评判言论的标准,他批评那些所谓“博览之家”是非不辨、真假不明,并视这类“博览之家不知其秽,兼而善之,是大田之莠与苗并兴,则良农之所悼也。质朴之士不择其美,兼而弃之,是昆山之玉与石俱捐,则卞和之所痛也。故孔子曰: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24],要求统治者“不受虚言,不听浮术,不采华名,不兴伪事。言必有用,术必有典,名必有实,事必有功”[25]。这就要求史家面对纷繁复杂的理论与观点,在内心应以崇圣为宗旨加以判定,并进而决定取和弃的问题。但我们志界同仁在以往修志中有时忽视了以“圣人”的“主义”加以衡量,从而让重领导而轻人民,重形式而轻内容,重花架子而轻社会实质性进步的内容充塞志书,以致出现对环境污染反映较迟,对民生改善状况记载不详等问题,这是不崇马克思主义之“圣”的结果。
 
  其次崇圣必须以仁义为圭臬,评论人物史事。这是以圣道评人事。我们知道历史就是一定时间里的人和事。荀悦在撰史作文实践中,始终以圣人之道为圭臬,品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做到弘扬圣人之道,彰显仁义之则。因为历史固然要论成败,但精神和道义也必不可少,否则人类的历史就会变成一部弱肉强食的动物演化史,并陷入实用主义泥坑。这是我们修志问道不得不重视的一点。荀悦作《申鉴》就是要传递圣人王道,彰显仁义典则。如他引“春秋之义”为据,反对汉景帝封匈奴降臣说:“《春秋》之义,许夷狄者,不一而足也。若以利害由之,则以功封。其逋逃之臣,赏有等差,可无列土矣。”[26]进而他引儒家“正己正人”之义为据,评论“治道”曰:“夫治道之本,正己而已矣。平直真实者,正之主也。故德必核其真,然后授其位。”[27]这是以“正己正人”的圣人之道批判汉景帝封匈奴降臣事件的做法。又如他以儒家经典《尚书》为据,批评汉高祖“白马之盟”:“高皇帝刑白马而盟曰:‘非刘氏不王,非有功不侯。不如约者,当天下共击之。’是教下犯上而兴兵乱之阶也,若后人不修是盟约不行也。《书》曰:‘法惟上行,不惟下行。’若以为典,未可通也。”[28]这是以圣人反对“以下犯上”的叛逆行为之是非观来批判刘邦“白马之盟”的做法。再如他援引《孝经》为据,评论刘邦称帝后曾每五日参拜其父刘太公而家令劝其不为之事说:“《孝经》云:‘故虽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王者必父事三老以示天下,所以明有孝也。无父犹设三老之礼,况其存者乎!孝莫大于严父,故后稷配天,尊之至也。禹不先鲧,汤不先契,文王不先窋。古之道,子尊不加于父母,家令之言于是过矣。”[29]这是荀悦反对刘邦管家认为皇上是人主,不应再拜父亲的言论,以圣人之道而发的议论。
 
  总之,荀悦崇圣的具体观点,以现代人的眼光看似乎有点不合时宜,但他在写史问道过程中坚持崇圣,如同我们现在修志中必须时刻在头脑中绷紧马列主义这一指导思想的弦,并紧紧抓住以人为本的人民史观这根主线,从而达于借修志以推进社会向善这一目标的做法一样,值得肯定,且对我们有借鉴意义。实际上,在我们的修志凡例中往往写明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以及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但在修志过程中往往容易忽视。如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是科学,但志书中记载甚至歌颂不科学的事却经常发生。
 
  五、问道的重点在变通启来——与时俱进,应物变通
 
  修志问道的重点在于变通。修志者在修志问道过程中必须与时俱进,看清随客观事物的变化,采取切实有效的对策使之通变。关于历史是发展变化的以及如何发展变化的规律问题,先秦两汉史家、思想家已经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认识范畴,如董仲舒的“常”与“变”、“经”与“权”之说,司马迁的“原始察终”“见盛观衰”之论,都蕴含着深刻的与时俱变、变而通之的辩证法思想,且对后世影响深远。
 
  首先,变通问道重在除弊防弊。荀悦在修史问道方面继承并发展了前人的变通思想,进而认为在变通过程中,要防止为了克服一种历史弊端矫枉过正而产生另一种弊端。他说:“夏、殷之时,盖不过百里,古诸侯微而天子强,桀、纣得肆其虐。”“周承其弊,故大国方五百里,所以崇宠诸侯而自抑损也。至其末流,诸侯强大,更相侵伐,周室衰微,祸乱用作。”“秦承其弊,不能正其制以求其中,而遂废诸侯,改为郡县,以一权威,以专天下。”“汉兴,承周、秦之弊,故兼而用之。六王、七国之难作者,诚失之于强大,非诸侯治国之咎。其后遂皆郡县治民,而绝诸侯之权矣。”这里荀悦总结了夏、殷、周、秦、汉在诸侯强弱及封建和郡县问题上后改前弊而又产生新弊的规律性的治道问题,并认为这些都是“当时之制,未必百王之法也”。他认为历史是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没有永恒不变的制度,所以他总结说:“古之建国,或小或大,鉴前之弊,变而通之。”[30]历史的演变发展就是一个“鉴前之弊,变而通之”的过程。当然,鉴前之弊又很难防范矫枉过正引起另一极的弊端。如宋代在走出五代乱世之后,社会和平安定是统治者和人民的共同渴望,为此剥夺武将权力保证危及政权的内乱不发生是当权者最主要的史鉴。但经过北宋和南宋的二次收取兵权,另一极的弊端终于出现:两宋武备力量在中国历史上以弱著称。为此,我们在修志问道过程中,也要处理好改变前弊而又生新弊的问题,如改革开放以前我们过于追求公平,以致缺乏效率;改革开放以后我们似乎又过于关注效率,轻视、忽视乃至无视公平而导致贫富悬殊过大,以致引起社会不和谐,需要进一步“全面”建设。这种鉴前之弊而不见当前与未来之弊的情况是我们修志问道所应加以防止的。
 
  其次,变通问道重在认清情势。修志问道要适时变通,关键是必须做到面对现实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荀悦认为,社会在不断进步,历史在不断发展,国家的治理就不能因循守旧,而必须与时俱进、因势制宜,顺应历史发展的规律。他说:“立策决胜之术,其要有三:一曰形,二曰势,三曰情。形者,言其大体得失之数也;势者,言其临时之宜也;情者,言其心志可否之意也。故策同事等而功殊者何?三术不同也。”并具体举例分析说,张耳、陈馀劝说陈涉立六国后裔为王是广结同盟,共同反秦,所以是正确的。反之,形势变了之后郦食其也用此策劝说汉王刘邦,陈平认为不切实际,且实际上也不可行,因为跟随刘邦的大批将士没有获得封赏,而封六国之后会让将士寒心,从而失去战斗力。策谋相同,但前后的得失却不一样,“此同事而异形也”。楚将宋义待秦、赵之弊与春秋时鲁人卞庄乘敌之弊事实相同,但前者失势而后者成功,“此同事而异势也”。韩信伐赵,军于泜水之上,而赵不能败之;彭城之役,汉王与楚王战于濉水之上,楚军大败,“此同事而异情也”。这三种“同事而异形”“同事而异势”“同事而异情”的分析是相当有见地的。[31]它对于我们“修志问道”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如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引进外资困难,引进一些高能耗、高污染的企业是正确的,但到了21世纪初我们没有注意调整这一策略就属于“非因势而制策”的行为了。因此,“权不可预设,变不可先图,与时迁移,应物变化,设策之机也”[32]。强调“与时迁移,应物变化”是制定政策的根本依据,也是我们修志问道要特别注意的,其中包含着深刻的辩证法思想。
 
  最后,变通问道重在权衡轻重。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关键在于权衡利弊,综合裁量。荀悦说:“权其轻重而为之制,宜焉。”[33]他反复论述说:“凡世之论政治者,或称教化,或称刑法;或言先教而后刑,或言先刑而后教;或言教化宜详,或曰教化宜简;或曰刑法宜略,或曰刑法宜轻,或曰宜重,皆引为政之一方,未究治体之终始,圣人之大德也。圣人之道,必则天地,制之以五行,以通其变,是以博而不泥。夫德刑并行,天地常道也。”“通于天人之理,达于变化之数,故能达于道。故圣人则天,贤者法地,考之天道,参之典经,然后用于正矣。”[34]“在上者则天之经,因地之义,立度宣教以制其中,施之当时则为道德,垂之后世则为典经,皆所以总统纲纪,崇立王业。”[35]这里,荀悦指出,治国从来没有一个固定统一的模式可循,需要从具体的实际情况出发来制定相应的政策,但有一条总的原则——“通于天人之理,达于变化之数”,即要顺应历史的发展变化规律。
 
  上述5个方面的论说是修志问道特别要注意的内容。道在古代是比较高深的哲学概念,运用于政治也极其复杂,甚至有“道可道,非常道”的意味。修志问道是极高的标准,我们志界同仁可能难以轻易现实,但我们必须如孔子所说的那样,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修志同仁应该明白,对于比较高深的问道境界,我们不能因为目标高而放弃追求,因为那样将永远没有可能达到。我们应该像追求“绝对真理”那样坚持不懈地追求之,如此则虽然不一定完全到达,但可以不断接近。
 
[1]荀悦著,张烈点校:《两汉纪·汉纪·高祖皇帝纪卷第一》,中华书局,2002年,第1页。
[2]荀悦著,黄省曾注,孙启治校补:《申鉴注校补》,中华书局,2012年,第105页。
[3]荀悦著,张烈点校:《两汉纪·汉纪·汉纪序》,第2页。
[4]荀悦著,张烈点校:《两汉纪·汉纪·高祖皇帝纪卷第一》,第1页。
[5]荀悦著,黄省曾注,孙启治校补:《申鉴注校补》,第1页。
[6]荀悦著,张烈点校:《两汉纪·汉纪·汉纪序》,第2页。
[7]《旧唐书》卷62《李大亮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2388页。
[8]刘勰著,祖保泉注解:《文心雕龙解说》,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295页。
[9]荀悦著,张烈点校:《两汉纪·汉纪·高祖皇帝纪卷第一》,第1页。
[10]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中华书局,2008年,第148页。
[11]参见杜维运:《中国史学史》第1册,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227页。
[12]陈戍国校注:《尚书校注》,岳麓书社,2004年,第140页。
[13]荀悦著,张烈点校:《两汉纪·汉纪·汉纪序》,第2页。
[14]翦伯赞:《史料与史学》,北京出版社,2011年,第23页。
[15]荀悦著,黄省曾注,孙启治校补:《申鉴注校补》,第198页。
[16]荀悦著,张烈点校:《两汉纪·汉纪·高后纪卷第六》,第85~86页。
[17]荀悦著,黄省曾注,孙启治校补:《申鉴注校补》,第26页。
[18]参见荀悦著,黄省曾注,孙启治校补:《申鉴注校补》,第27页。
[19]荀悦著,黄省曾注,孙启治校补:《申鉴注校补》,第48页。
[20]参见白寿彝主编,许殿才著:《中国史学史》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05~306页。
[21]荀悦著,黄省曾注,孙启治校补:《申鉴注校补》,第56页。
[22]荀悦著,黄省曾注,孙启治校补:《申鉴注校补》,第192页。
[23]荀悦著,张烈点校:《两汉纪·汉纪·孝武皇帝纪一卷第十》,第159页。
[24]荀悦著,张烈点校:《两汉纪·汉纪·孝成皇帝纪二卷第二十五》,第437页。
[25]荀悦著,黄省曾注,孙启治校补:《申鉴注校补》,第137~138页。
[26]荀悦著,张烈点校:《两汉纪·汉纪·孝景皇帝纪卷第九》,第148页。
[27]荀悦著,张烈点校:《两汉纪·汉纪·孝元皇帝纪中卷第二十二》,第387页。
[28]荀悦著,张烈点校:《两汉纪·汉纪·孝景皇帝纪卷第九》,第148页。
[29]荀悦著,张烈点校:《两汉纪·汉纪·高祖皇帝纪卷第三》,第43页。
[30]荀悦著,张烈点校:《两汉纪·汉纪·孝惠皇帝纪卷第五》,第73页。
[31]参见许殿才:《秦汉史学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38~139页。
[32]参见荀悦著,张烈点校:《两汉纪·汉纪·高祖皇帝纪卷第二》,第27页。
[33]荀悦著,张烈点校:《两汉纪·汉纪·孝元皇帝纪下卷第二十三》,第403页。
[34]荀悦著,张烈点校:《两汉纪·汉纪·孝元皇帝纪下卷第二十三》,第407页。
[35]荀悦著,张烈点校:《两汉纪·汉纪·孝成皇帝纪下卷第二十五》,第4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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