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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四川新地志》看地方志的近代转型


中国地方志(2017年第6期)

提要:郑励俭著《四川新地志》,以地理学者的视野,将地理学科体系和方法有机融入修志,特别注重人地关系记述,注重实地调查资料运用,注重多种形式如表、地图、附文等入志,注重宏观记述与分区域记述相结合,不仅丰富、深化了志书内容记述,而且赋予该志较高的现实服务价值和存史价值。郑氏的修志实践尝试 和成果,将近代方志转型推向了一个新境界,在方志步入现代化转型的当今,亦不乏借鉴意义。

关键词:《四川新地志》 地方志 近代转型

 

  清末民国时期,在西学东渐浪潮席卷、“内忧外患”变局叠加背景下,中国近代社会发生急剧变迁。作为记录和反映这一时代变迁的各地各级方志,或被动或主动地步入扬弃传统、融入新知、纳入新事的近代转型轨道。县志如民国《川沙县志》《龙游县志》,城市志如清末《成都通览》、民国《首都志》等,皆为这一时期颇具特色的方志转型代表作品,特别是相对晚出的《四川新地志》(郑励俭:《四川新地志》,民国36年(1947)正中书局印行本。),不仅是近代省级志书转型的代表,而且后出转精,堪称近代转型较为彻底的一部志书。

  一、秉“经世致用”之宗旨,融地学入方志

  郑励俭(1902~1981),字资约,河北衡水人,1930年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后,赴日本东京大学地理研究所深造。归国后,先后在北平师范大学、东北大学、西北大学、四川大学等学校执教。抗日战争期间,作为东北大学史地系教授兼主任,他于1938年春随学校内迁至四川三台县。教学之余,他深入四川各地考察研究,并依托区域研究资料和成果,于1941年仅用6个月时间,独立完成了《四川新地志》一书的编纂。1945年,抗战胜利后,他作为国民政府内政部方域司接收专员,参与了南海各岛屿的受降事务和接收工作,并亲自主持南海主要岛屿的实地测量、国界划定和南海水域的岛礁、石群及沙滩命名整理。在此期间,他独立编著了《南海诸岛地理志略》,并与傅角今合著《琉球地理志略》。(参见姚远《代表我国接收南海诸岛的西大人郑资约教授》,《图说西北大学110年》,西北大学出版社,2012 年。)

  《四川新地志》是郑励俭所著第一部志书。在该志《自序》中,他称四川是抗战建国的重心、民族复兴的基地,编纂该书之目的,就是阐明四川的自然条件、自然资源以及人口构成状况、人力 资源状况、经济基础状况能否和怎样担当起重心、基地的重任。四川的资源开发究竟有几许潜力,四川的农业、工业、商贸等怎样结合资源特点和优势,挖掘潜力,改良技艺,为“重心”“基地”提供更有力的支撑。郑励俭作为地理学家,与当时学者黄炎培、余绍宋、黎锦熙等虽是属不同学科和学术领域的学者,但都视修志为施展经世致用抱负的渠道和载体,把修志作为治理天下、挽救危亡,尽己绵薄之力的选择,或为家乡,或在他乡,立足自身专业和学术优势,积极主动投入修志工作。

  《四川新地志》的结构布局,采用了近代新式篇章节体,首为绪论,主体分设3篇,分别为自然地理志、人文地理志和区域地理志。篇下设章,亦参照地理学科分类设置,如自然地理志下分立地质构造、地形、气候3章,人文地理志下分设经济地理、交通地理(分为2章:水上、陆路)和人口分布共4章,区域地理志下分设盆地内部、盆地边部、盆地外部3章。章下各节,亦按相关学科体系要素设置,如经济地理章下分设农业、工艺及制造、矿产(分为2节:金属与非金属)、对外贸易。《四川新地志》不是首部采用篇章节体的志书,但该志以层次分明、逻辑性强、整体结构紧凑而著称,特别是将近代新兴的地理学科体系、元素和方法系统,有机地植入志书编纂,另辟蹊径,创新体例结构,彻底摆脱了清末以来志书内容与形式的新旧矛盾和困扰。

  将专业理论知识、学术研究活动和成果融入修志,是郑氏编纂新地志的初衷,也赋予了《四川新地志》不同他志的全新特色与价值。在该志《自序》中,郑氏述及修志缘由。一是为系统整理研究资料。虽然当时已出多种关于四川的资料文献,但不系统、不全面,且无深度,故著者尝试将有关四川历史、现状方方面面的文献资料数据,以地理学的视野和方法做系统化整理研究,并入志记载。二是尝试创新编纂方法,当时“科学的地理提倡日盛”,而“小区域地志正在萌芽”(郑励俭:《四川新地志•自序》。),因此著者尝试进行地理学区域化研究,并依托研究成果,编纂地志。作为一部省级志书,《四川新地志》仅有30万余字篇幅,但其资料记述系统全面,简而有要,有分门别类的分析叙述,有绪论、小结之类的综合概括记述。除了文字,该志还运用了大量表格数据资料、各类地图资料,大大增强了志书内容的丰富性、资料的科学性和实用性。

  二、记自然条件与资源,证“天府”之美名

  按照自然地理分类要素,来记述四川自然地理状况,非《四川新地志》首创,此前已有专门的《四川地理》类读物。所不同的是《四川新地志》并未局限于四川自然地理面貌的客观描述,作简单乡土地理知识的普及,而是立足已有的资料文献和实地调查研究,来载述四川作为民族复兴基地、抗战建国重心的自然条件。

  如述四川地质,该志分别从地层分布、构造简史和分区地质(四川盆地内和盆周)方面作了详尽记述,并阐明地质矿床蕴藏情况,特别是金沙江一带之沙金,彭县一带之铜矿,西北一带山地中之铁及铅,东南一带之锑、铅铁矿等,在历史上颇负盛名,但其真实价值,有待进一步勘察实证。关于四川之河川地形,该志在分述江河分布、流向外,还重点罗列了关于三峡成因的研究观点,表明了著者的倾向判断,并举出新的佐证;章末则概括记述了四川河流分布特点及在水运、水力方面不同的开发利用潜值。关于气候,在分述气温、气压与风向、雨量、空气中之水分后,该志还对四川与全球同纬度地方气候做了比较。北纬30度,横贯四川盆地中央,正当北半球高气压带,本应空气下沉、温暖干燥,但同纬度之阿拉伯、伊阑(即伊朗)以及非洲北部、北美南部,莫不为沙漠横亘区域,而四川则气候温和、雨量丰沛、农产繁茂,故有“天府”之称。著者认为,北纬30度线上四川气候之独特,乃四川独特地形使然,(参见郑励俭:《四川新地志》,第44页。)进而启迪了后来者对这条贯穿世界古文明纬线的关注。关于四川气候特点,该志在章末作了如下概括小结:

  一、冬夏皆特暖,故年均气温较高,年较差颇小;春来速,秋来迟,春温又高于秋温,故夏季特长。二、冬季殊少降雪结冰,无积雪刹霜,故生长期特长。三、四川风向西北居多,风力除 雷雨时外,大部属于软风。四、雨量丰沛,夏季多夜雨雷雨,雨量变率甚小,殊少旱涝之灾。五、总降水量大于总蒸发量,故湿度较大。六、云雾过多,日照太少,尤以冬季为甚,不宜健康。(郑励俭:《四川新地志》,第67页。)

  总之《四川新地志》无论是对自然地理基础资料的整理概括记述,还是对自然地理现象及成因的推究记述,都主要围绕着抗战救国的现实。

  三、陈川省“三农”现状,析阶级之矛盾

  四川是传统的农业大省,农业、农村与农民,作为社会稳定的基础,自然也属于《四川新地志》记述的重点内容。

  该志经济地理首记农业,包括自然条件、农村劳动力状况、田地分布、主要出产分布、产量状况及本地消费和外销状况。记主要出产,重点不在传统的稻、麦,而在逐一记述多种经济作物,如川烟(叶)、川茶、川棉、川糖、川橘、川中草药、川丝、川桐等,详记各自出产地理环境条件、地理分布、产品品质、年产量、在全国的地位影响,以及原料加工销售状况。尤其对明末清初大移民时引进种植的甘蔗、叶烟等,不仅细述了最早的引种区域,扩大种植过程与区域,还分别记述了存在问题、改良建议,并附记了四川当局为扶持、振兴相关产业而推出的若干改良举措,包括多种经济作物的品种改良、作物生产环境如土壤改良和产品加工工艺改良等。

  关于分区农业经济景观的描述,视野开阔,深入浅出。如关于川西垂直经济景观的描述,不仅精当,且堪称美文:

  灌县(今都江堰市)之南,平原广阔,绿畴弥望,灌县之北,立变为急峻荒凉之境。由灌县至彻底关(笔者注:今属汶川县)间,水田不复可见,西侧山坡在千公尺下者,已大部垦种,森林间或分布。自彻底关再上至雁门关间,森林已绝,惟见野草灌木阴蔽于急陡之山坡耳,然石骨暴露处尚少,可时见玉米之栽培。雁门关而上至茂县间之山坡,并野草灌木亦少见耳。(郑励俭:《四川新地志》,第385页。)

  关于农村生产关系及近代变化的记述,充分反映了著者对四川农业产业、农民生计、农村生产关系调查研究之深入。特别是结合土地所有状况及变化,来分析农村阶级之构成,及呈现阶级急剧 分化与对立之态势,不仅方法角度新颖,而且据实分析,以小见大,发人深省。如关于地主阶层,该志分别记述了传统地主和以军阀官僚为主的新兴地主,及二者此消彼长之势。传统地主走向没落,主要分布于经济较落后地区,而新兴地主则呈扩张之势,在川西平原及重(庆)万(县)等 “进步经济区”迅速崛起,土地高度集中其手。农民分为自耕农、佃农和纯粹依附地主的雇农。其中雇农地位越来越低,如中世纪之农奴,自耕农在土地兼并潮中大量失去土地沦为新的佃农,随着租佃人员扩大,竞佃生产成本越来越高,加之苛捐杂税摧残,不少佃农沦为无生计之途的游民,整个农村阶级对立日益加剧,不仅形成进步经济区与落后经济区发展的巨大落差,而且种下近代生产关系变革之因。(参见郑励俭:《四川新地志》,第69~74页。)综观近代地方志书,对农村阶级作如是细致、深刻记述分析者,实属罕见。

  四、述经济优势与劣势,献振兴之良策

  改良技艺,杜塞漏危,复兴川省经济,既是《四川新地志》经济部类之主题,也是该志经世致用编纂宗旨的集中体现。该志在经济部类,从贸易、市场角度来审视四川省资源特色与优势及生产状况,并结合国际国内生产、贸易状况,有针对性地提出改良建议,并非一般浅尝辄止、泛泛之论可比。其中关于对外贸易的数据资料,主要依据重庆、万县海关历年统计,(关于四川历年贸易额统计数据的说明,参见郑励俭:《四川新地志》,第232页。)虽然不完整,但作为经济发展历史与现状的分析依据,具有统计较为科学、系统性强的优势。贸易分析既有关于民国元年(1912)以来常年进出口贸易总量及分项变化情况反映,也有关于“战时”(即抗战时期)特色经贸的记述,甚至对隐形贸易(如军火、鸦片等)也有总体评估,还有四川省外贸出口大于进 口,造成严重“入超”的原因分析。著者围绕充分利用资源、杜塞漏卮,立足于深入的调查研究, 提出宏观的策略建议,甚至具体到某种商品的改进建议。(参见郑励俭:《四川新地志》,第236页。)这部分内容极具现实价值。

  四川省工业基础薄弱,因此工业品贸易须仰赖进口,但可出口水泥原料、金属矿等,以平衡该项贸易差。生活用品中,精细化工品须仰赖进口,但作为产烟大省,卷烟却靠大量进口,年进口额达500万元(时价。以下同)以上,占到生活用品进口总量的5/6,这样的状况令人吃惊《四川新地志》于此进行了深入的原因分析,并提出对策:一是省内烟草“品质欠佳”,造成“销路日促”,对策是改良种植,提升品质,增加产量,为此,四川当局成立烟叶试验场于新都,着手开展研究试验;二是卷烟加工企业规模小、布局分散、工艺落后,对策是立足烟叶原料区,组建规模性加工企业,引进先进加工设备和工艺。(参见郑励俭:《四川新地志》,第103 ~104页。)

  对于出口大宗商品,如传统的川丝与新兴的川桐(油),因为国际市场生产竞争和需求变化,出现此消彼长的现象《四川新地志》作了系统的背景分析。四川是丝绸大省,生丝是四川省传统的出口大宗,但随着日本丝绸在中国的倾销,川丝出现一落千丈的局面。为复兴川丝市场,四川省当局组建了四川丝绸业公司,通过改良制丝机械与技术,降低成本,公司营运“颇见成效”(参见郑励俭:《四川新地志》,第112~118页。)。新兴的桐油贸易,因国际市场需求刺激,一度出现暴发式增长,出口额总值最高年份1936年达3000万元,占全川外贸出口的65%,自1934年以后,压倒传统的生丝,高居川省出口首位,但“虽能蓬勃于一时,恐难维持于长久’。《四川新地志》在充分反映桐油贸易繁荣的同时,也分析了川桐所面临的双重危机。一是内部危机:川桐压榨工艺老旧,出油率不高,贮藏不讲究,损耗严重,商人唯利是图,混用其他原料油,影响声誉和出口业绩。二是外部危机: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立足替代进口,已进行规模化的桐树种植,种植面积与川省相当,但因为是人工种植,在成长周期和出产量上,都优于川桐。(参见郑励俭:《四川新地志》,第130页。)

  该志还指出,随着工业的发展,煤油进口量日增,这是正常现象,但从长远计,也需谋彻底解决之道。四川是油菜种植大省,菜油产量全国首屈一指,根据当时最新研究成果,工业用润滑油可从菜油中提取,如果能推广运用,该项漏危亦可避免。生活品中的成品衣物,作为进口大宗,也是必需之物,但纺织棉纱原料可通过扩大棉花种植,改良纺纱工艺扩大生产规模,来实现部分或大部进口替代。其他如川茶、川糖等大宗出口商品,也面临来自国内其他地区的竞争,特别是在生产加工工艺方面,四川多处劣势。因此该志提出,要巩固传统优势,就要在劣势环节迎头赶上。

  五、放眼盆地周围及外部区域,展民族之特俗

  四川西北、西南边区,人口稀少,但民族构成复杂,其中汉人占1/3、其他民族占2/3。对川西北,该志不仅记述了汉族的分布情况,如主要“居于峨江流域大小路旁”,主要由“安岳、乐至、崇庆等县及陕甘南部移入”者构成,生计以业商为主。而且还重点记述了回人、羌人、 番人、嘉戎等的人口构成、地理分布、习俗文化。并附了长篇注释两则,一是《关于川西北民族之沿革》,一是关于《川西北民族之特俗》,载述了包括居住、饮食、服饰、丧葬、语言、信仰在内的习惯风俗。(参见郑励俭:《四川新地志》,第379~384页。)川西南边地,该志重点记述了夷人(即彝族)之民性、阶级、生活服饰、饮食、行路、婚俗、丧葬与文化(含语言、文字、宗教、历法、交易、歌谣)等风俗习惯及地方疾 病等。诚然《四川新地志》中的民族书写,难免带有民族歧视观点,如述彝族“性欺诈、尚小 慧”性嗜酒,难解冤仇等。但总的来说,记述比较客观,而且考察细致,特别是关于各民族的生 产、生活风俗记述,翔实而且生动,对民族史研究实属难得的资料,对当时民族政策之制定,及维持川省全境之稳定,也颇有借鉴参考之价值。

  六、近代方志转型新范式,堪存堪鉴

  从资料性与著述性角度考察,郑励俭秉持经世致用的编纂宗旨,赋予《四川新地志》较高 的现实服务价值和存史价值。特别是注重人地关系记述,注重实地调查资料运用,注重多种形式 如表、地图、附文等入志,注重综合分析、对策建议,不仅丰富、深化了志书内容记述,增添了方志活力,同时也赋予该志浓厚的地方特色、时代特色和极高的科学价值。

  从方志编纂学角度考察《四川新地志》引进和植入地理学理论、体系和方法,创新地志编纂体例、结构,和资料整理运用、记述方法,为近代以来方志转型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提供了一个新的范例。清末以来,地方志为将近代化历程、风貌、成果等新生事物纳入记述,因时因地多有创新,有的添新类、增新目,如近代首部城市通志——民国《首都志》,即在传统类目基础 上新增教育、警政、自治、财政、司法、外交等门类;有的创新体、纳新知,如被誉为“民国方志之翘楚”的《川沙县志》,首创大事年表、分类概述和赘录三体,尤其是大事年表,不仅记述当地大事,而且罗列同时发生的国内、国际大事以资参考;(刘其奎、孙纪平:《黄炎培先生的方志实践与理论建树》,《上海地方志》1996年第3期。)有的用新法、述新观,如民国 《龙游县志》之《氏族考》,便是借鉴并初步运用了近代社会学、人类学的一些理论方法,在系 统整理资料基础上编就,被誉为“搜集辩证史料之最好模范”(梁启超:《龙游县志.序》。);甚至有的志书为避免新旧冲突,按民国前、后史事,区分新旧纲目反映,成书于1936年的《南康县志》即是如此。(参见邱自芸修、邬荣治、郭选英纂《南康县志》,民国25年(1936)印行。)但以上实例都未能超越点滴或局部创新范畴,故都没有彻底摆脱新旧形式与内容的冲突和困扰。也有个别“全不依旧规”、新创纲目的尝试,如重修《乐昌县志》自创15纲,(参见刘运锋:重修《乐昌县志》,民国20年(1931)印行。)分为地理、财政、建置、教育、实业、兵防、党部、议会、职官、人物、寓贤、大事记、古迹、艺文、金石等门, 但形式仍显迂阔,破了旧规而自创的纲目,是否得体、科学,又是另说。

  而《四川新地志》编纂之时,西学东渐的规模和影响较清末更为深广,中国近代化的时间相对更为长一些,须纳入方志记载的近代新生事物更为广泛、丰富,也更为迫切。同时,革方志之旧体,从章学诚到梁启超、李泰棻、傅振伦、黎锦熙等,理论研究也有一定之积累,修志者吸 纳新知、融入新知以创编方志的视野更加开阔,方法更为系统,经验更为成熟,采择也更为理性。郑励俭将地理学科体系和方法融入修志,并将区域自然、人文、历史研究与方志编纂相结合,从而将近代方志转型推向一个新境,在方志步入现代化转型的当今,亦不乏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