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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常见和稀见之间:中国方志中的环境史史料探析


中国地方志(2017年第8期)

  提要:中国的方志数量繁多,内容丰富。就环境史而言,方志对各种物产、山川风物、灾害的记载,以及方志中辑录的诗文、图像均为环境史的研究提供丰富的史料。这些环境史料虽有一定价值,但也存在某些局限。利用方志进行环境史研宄,既需转变意识和观念,也需掌握一定的方法,从原有的史料中读出新意,对旧有的问题作出新的判断和解释。
 
  关键词:中国地方志 环境史 旧史料 新价值
 
 
 
  作为“一县之书”“一国之史”的综合性资料著作,方志对于了解地方的风土人情、历史沿革、奇闻异事、社会经济等均极为有益。近年来,来新夏、常建华等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撰文讨论了方志的价值和利用。①随着环境史的兴起和发展,不少学者开始运用方志研究环境史,但从宏观视野对地方志进行环境史研究分析的文章则不多见。本文在相关学者研究的基础上,从环境史的角度对方志中的史料进行初步探析,以促进方志在环境史研究中的运用。
 
  一、环境史研究与方志
 
  环境史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美国兴起后,便在欧美、东亚、拉美、南亚等国家和地迅速传播,不同领域的研究者对环境史寄予了高度关注。周琼认为,环境史有广义和狭义、宏观与具体之分,广义、宏观层面的环境史有三个研究对象,即研究自然环境各生物及非生物要素之间发展、变迁及其相互影响的历史,研究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关系史,研究环境变迁的因果史及规律史。而狭义、具体层面的环境史应根据不同区域的地理位置、生物类型、非生物构成等要素进行界定。②
 
  从此定义可以看出环境史重视自然,既关注自然的历史,同时也关注社会经济、思想观念和环境之间的关系,将人类事务置于地球生态系统的背景下加以考察,贯穿人与自然互动这一主题,从而将人们的视野转向历史与自然,弥补自然缺位的遗憾。此种21世纪新史学的学科不仅改变着人们的历史认知和思维方式,开拓出新的研究领域,而且还影响着人们对史料作出新的认识。它不仅使以前未被看重的史料有了新的价值,而且对原有的史料作出新的解读,赋予新的含义,大大拓宽了史料的范围。传统的史学研究,主要利用正史、实录、档案、方志等史料,随后,随着史学的发展,诗歌、小说、契约、文书、家谱、碑刻等被视为史学研究中的新史料。自环境史产生后,其以广博的视野、发散的思维方式、多样的问题意识、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大大革新了人们对史学的认识,拓宽了史料的范围,不仅正史、实录、档案、报刊、诗文、契约、碑刻等史料被广泛使用,而且还深入各种口述资料、图像资料、自然科学观测、实验所得的数据等,甚至使得一些旧有的史料有了新的解读和利用。
 
  作为中国独特的著述形式,方志起源之早、数量之大、记载之广,令人惊叹,其在研究中国地方史、社会史、经济史、民族史、灾害史、民俗学、宗教史、历史地理等领域贡献卓著。自环境史兴起以来,不少学者利用方志进行区域环境、民族环境、环境灾害、环境思想等方面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使得方志成为研究环境史尤其是区域环境史研究不可缺少的一种重要史料。
 
  二、方志中的环境史史料
 
  对于方志的价值,张舜徽曾指出,方志以“社会为中心”,是保存社会史料的渊薮,“举凡风俗习惯、民生利病,一切不详载于正史的,都借方志保存下来了。那里面对于赋役、户口、物产、物价等方面的记载,最为可贵……其中如方言、风谣、金石、艺文诸门类所包含的内容,在在可为史部考证之用,更显示出了方志的重大价值”③。张舜徽还认为在《二十四史》《九通》等史书中未能找到的史料大多记载于方志之中。就环境史而言,方志亦以自己独特的体例记录着中国各地的自然环境、生产模式、民情风俗、思想观念等内容。这些信息或为正史、实录所不详,或为正史、实录所无,极为珍贵。
 
  (一)方志物产、山川等类目蕴含的环境史史料
 
  方志中记载当地的物产或土产,有的隶属于食货志,有的以物产、土产等名目单独记载。如樊绰在《蛮书》一书中曾以“云南管内物产”为名对唐代云南境内的物产进行了记载。谢肇淛《滇略》则记载云南在明朝天启时期的水果、鱼、花草、蛇、矿石和各种特产。《新纂云南通志·物产考》则以谷属、蔬属、药属、果属、木属、兽属、鳞属、毛、羽、竹等名目记载民国时期云南的各种物产。而《宁古塔纪略》《绝域纪略》《龙沙纪略》《柳边纪略》等则在饮食或物产部分对清前期东北地区的人参、貂皮等特产以及粮食、蔬菜等进行了记载。这些方志不仅记载各地的物产名称,许多还对其形状、产地、颜色、功用以及相关习俗进行记载,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如《滇海虞衡志》《新纂云南通志》《续云南通志长编》等对面肠鱼的形状大小、名称由来、食用、产地、鱼期等记载;光绪《顺天府志》、民国《滦县志》对一种叫懒妇鱼的记载,均十分详细和形象。而《滇略·产略》对哈芙蓉的产地、制作、药用价值等进行了详细说明。其对“茶花”的描写,则云:“滇中茶花甲于天下,而会城内外尤胜,其品七十有二。冬春之交,霰雪纷积,而繁英艳质照耀庭除,不可正视,信尤物也。”此描绘形象生动,可与《滇中茶花记》相媲美。花木、虫鱼、鸟兽等生物的生存繁衍需要一定的气候、土壤等自然条件,而某些特有生物则需要特定的生存环境,若此种环境被破坏,则其生存将受到影响,甚至灭绝,而为后人所不了解。方志对各地各种花木、鸟兽、虫鱼等生物的记录,不仅可以令人了解各地丰富多彩的生物物种及其活动、分布地域等情况,而且为研究历史时期生物群落的生存环境及其变迁提供了重要依据。
 
  此外,方志对各地山川河流湖泊古迹等内容的记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当地的自然环境。如《滇系·山川系》对金沙江、潞江的记载,不仅说明了两川的名称、发源地、流向等,还记录了当地多烟瘅的史实,对研究云南瘅疠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其他如《滇略》、天启《滇志》等方志对云南各种山川、湖泊、温泉等的记载,大多全面反映了云南地貌,为研究当地自然环境提供珍贵材料。特别是方志对日月星辰、风雨雷电、山川河流、花草林木、佛寺道观、名人遗迹、农耕渔樵、民居桑田等的描绘,形成当地独具特色的八景景观(也有六景、十六景、三十六景等称谓,而以八景较为常见)。如康熙《蒲县新志》的“蒲县八景”、《诸罗县志》的“诸罗六景”,道光《彰化县志》的“彰化八景”,同治《阳城县志》的“阳城八景”,光绪《清源乡志》的“清源八景”、《云台新志》的“云台三十六景”、《猗氏县志》的“猗氏八景”、《灵宝县志》“灵宝八景”、《五河县志》“五河八景”等。这些八景景观具有文化意义,也具有地理意义。从某种程度上来看,八景是生态环境变迁后部分未被破坏的景物在自然界凸显的结果,是生态环境在景观中的一种反映。④
 
  (二)方志辑录的诗文蕴含的环境史信息
 
  方志中的诗文大多集中于《艺文志》内。谭其骧认为:“方志中的《艺文志》一类辑录了许多前人的诗文,这些文字一般没有经过修志者的改动,反映了各个时代各个方面的情况,是最可贵的第一手材料。”⑤从环境史的视角来看,这些艺文志中的诗文至少包含了当时人们的环境意识、生态环境等信息。
 
  首先是环境意识。一般而言,环境意识大体包括环境认识观、环境价值观、环境伦理观、环境法制观、环境保护行为观和环境忧患意识等多个层面,对于环境的保护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古人的环境意识或行之于诗,或发之为文,或刻之于石。这些诗歌、文章、石刻对于探讨不同历史时期人们的环境意识属于一手史料,极为珍贵。而这些珍贵的史料大多在方志“艺文志”中有所辑录。如清代西北地区方志中的艺文志记录了当时在西北任职的官员对秦岭山区水土流失问题、保护森林和植树造林问题及水源超量利用导致河流干涸、沙漠扩张问题的认识。具体而言,道光《石泉县志》和光绪《凤县志》记载了由于山区土地垦殖导致森林减少,引起水土流失、洪涝灾害增加的情况。光绪《洋县志·水利志》节录的《请专委府经历专管公堰详文》中提到因老林开垦导致土石松浮,从而引起渠道淤塞、水利设施失效的情况。而《甘肃新通志》《通渭县新志》《固原州志》和《靖边县志稿》等方志的艺文志记载了西北地方官员对保护森林和植树造林的思考。道光《镇番县志》则记录了西北地方官员对水源的超量利用导致河流干涸、沙漠扩张问题的认识。⑥
 
  古人不仅对具体的环境问题进行了探索和思考,甚至在房屋选址、园林设计、农业丰收等日常生活中亦显示了朴素的环境理念,透露出与自然和谐的生存伦理。如方志艺文志或相关部分常辑录的许多与地方八景有关的诗文,常体现出古人天人合一的整体和谐观念,表现了中国人的对称和平衡意识等⑦,对研究古人的环境思想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其次是生态环境。方志收录的诗文大多集中于艺文志,少量出现在形胜、山川部分。除个别怀古类、赞扬类诗歌外,大部分的诗文都可算作景物诗文。这些描景状物的诗文,大多真实记载了各地区的自然与人文景观,再现了各地山川风物和生态环境。如唐宋时期的诗人李白、杜牧、刘禹锡、罗隐、吕祖谦、梅尧臣、王安石等创作了大量与皖江地区有关的诗歌,对该地的动植物、农作物和山水、民俗风情进行了细致的描摹。描写的动物有鹈鹕、麋鹿、鹤、猿、鸟、鹫、鹧鸪、锦驼鸟、白鹭等;植物有茶、菰、兰荪、杜鹃、松树、兰花、杨柳、梧桐、竹子、云木、枫树、石榴、杨树、荷花等;农作物有粟、麦、黍、占城稻等;山水则有天门山、五松山、马仁山、杏山、敬亭山、桂月峰、锦云峰、采石矶、丹阳湖、姑熟溪、锦绣溪、桐溪等,以及皖江众多的亭台楼阁、皖江人民日常生活交往和劳作场面。这些诗歌大多被后人辑存于嘉靖《池州府志》、乾隆《铜陵县志》、嘉庆《东流县志》、道光《繁昌县志》、光绪《青阳县志》、光绪《宣城县志》、民国《南陵县志》、民国《当涂县志》等皖江地区的方志中。这些诗文对皖江一地的气候、物产、风土人情、山川湖泊等都有反映,对于唐宋皖江地区的环境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为唐宋皖江气候环境研究的深入细化提供了难得的实录性资料。⑧
 
  特别是一些地方志辑录的“八景诗”“十景诗”“十六景诗”等,若排除诗文创作者想象夸张美化等因素,后人可以通过对景物诗文的细致梳理,捕捉到山川、河流、植被等生态环境和自然人文景观的演变踪迹。如乾隆《太平府志》辑录了唐代至明代与丹阳湖有关的诗文,从这些诗文中可以看出该湖在唐宋明清时期不仅水天相连、烟波浩渺,而且渔业发达,各种植物极为茂盛,与今日的丹阳湖大异。
 
  (三)方志图像中的环境史信息
 
  在方志中亦有不少舆地图、城池图、景观图、动植物图等图像。⑨这些图像代表着当时人们的绘图水平和绘图理念,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透露出当时人们对自然界万事万物的认识。咸淳《临安志》在卷1和卷12中共附有地图13幅,包括了府治图、京城图、浙江图、皇城图、九县山川总图和西湖图,以及临安、余杭等7县县境图,其中尤以京城图和西湖图最为精美详尽。而在明清许多省志、府志、县志的卷首都绘有该省府县的舆图,标明山川河流、衙署治所、城池街道等信息,从中可以窥见该地区当时的街道、房屋排列和山川大势。至晚清民国时期,出现了同治《南部县舆图考》、光绪《南部县舆图考》等以“舆图”“舆图考”为名的地方志书。此类方志以图为主,以文字为辅,详细标注各县城内外乡场、河流、堰塘,以及寺庙宫观、宗族祠堂等,是了解和研宄该时期各县场镇建置沿革、社会生活、宗教信仰以及环境变迁的绝佳史料。⑩
 
  在一些志书的卷首,除了绘有舆地图、城池图等之外,还常绘有八景或十景图,且配有诗文描写和介绍。除了少数的方志将“八景图”标绘于《疆域图》《县图》或《列境图》以外,更多的方志则是每景一图,专门绘制为《八景图》。此类“八景图”不仅需要绘图者沉浸在客观的地理世界中,进行一番冥思苦想、融会贯通的准备,才能开始创作活动,而且图中的山川、祠庙、瀑布、山洞等景物又需采用形象描绘的方法,而不能抽象为特殊的符号,故而“八景图”大多能反映出当时的景观全貌和地理信息,突出景观的整体性特点,对于复原当时的景观和环境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随着西方科技传播和摄影技术的进步,一些在民国时期修纂的方志采用照片的方式将本地区的景观、山川、民生等反映出来,极为形象。如民国《汜水县志》便将该县的十四景用照片展现。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修的方志,大多收录有本地区的各种照片(多为彩色)。如《呼兰县志》收录《鸟瞰呼兰城》《呼兰河平原》《鸟瞰呼兰河》《远眺温德亨山》《三北防护林》等彩色照片114幅,《洪水冲进村庄(1985年)》《龙卷风刮倒大烟囱(1987年)》《呼兰城街图(1936年)》《碾子》《风车》《石磨》《穴播机(1958年)》等黑白照片133幅,对呼兰的山川风物、自然灾害、农业耕种等进行了形象直观的展示。通过这些方志收录的有关各地名胜古迹、城市风光、乡间风情的照片,可略览已不复存在的相关古迹风采、乡村风光、生活习俗等状况。这些是研究此一阶段中国城市史、环境史较好的资料。除了上述几类图像以外,方志中还有一些民族、矿冶、鱼图等专门图像,对了解中国古民族、古人生产生活、古人对动植物的观察绘制等极为有益,从中亦可旁窥当时人们对自然的认识及当时环境状况。
 
  此外,方志中的“灾异志”(或名“灾祥志”)集中记载地震、冰雹、暴雨、蝗灾、干旱、霜冻等自然灾害发生的时间、地点或灾情,同时也记载有一些人为诱发的泥石流、动植物资源减少等环境灾害。⑪某些方志的“艺文志”还辑录有描绘或反映相关灾害的诗文。此类关于各类灾害的集中记载和相关灾害诗文的辑录为研究当时之人对各种灾害的认识、应对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而历代地方人口登记、历代土地开垦、水利兴修等内容集中记载于方志的赋役志或水利志之中,各地的民情风俗、各种奇闻异事等大多记录于方志的风俗、人物等类目中,而古代人们对天文星象的认识、对各种矿产资源的开发利用则在方志的天文志、矿产志里记载较为全面。这些类目中记载的内容亦或多或少蕴含着环境史相关信息,特别是人口与环境、土地利用、工程技术与环境变迁等问题是环境史需要继续深入研究的重要内容,值得对方志的赋役、水利等志进行认真的梳理。总之,方志中蕴藏的环境史信息极为丰富和独特,研究环境史,方志是不可忽视的史料。
 
  三、方志中环境史料的特点和局限
 
  方志不仅蕴含着丰富的环境史史料,而且这些史料具有自身的特点,也存在一定局限。
 
  第一,区域性特点极为突出。方志被中国古人视为一地之史,故而对该地的气候、物产、灾害、人口、土地、教育、风俗、人物等内容靡不记载,从而达到其存史、资鉴和教化的目的。翻开一部方志,小到村志、乡志、山水志,大到省志、府志、州志、县志,甚至一统志,大多根据区域对该区域的自然和人文进行记载,以展现该区域独特的历史和自然环境。近年来,方志在挖掘当地历史文化,教育当地民众,开发当地旅游资源等方面的作用越来越显著。因此,研究环境史尤其是区域环境史,方志里记载着该区域的气候、物产、灾害、人口、土地利用、当地人的环境意识等内容,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史料。
 
  第二,描述与精确难以兼顾,或描述有余而精确不足,或精确有余而描述较为呆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方志受技术和观察方面的限制,其记录多以描述性语言为主,故显得含混、概括,而精确性不足。如康熙《续桐柏县志》、康熙《商城县志》、康熙《镇平县志》对康熙年间桐柏县、商城县、镇平县等地的人口及土地利用情况,多为描述性语言,为当地的土地利用及人口提供了重要的背景信息,但精确性不足,无法知道当时具体土地开垦数据,其具体人口数量亦难以详知。部分方志里虽有数据,但多为理论数据,与实际情形不符。⑫至民国时期甚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才有了科学的观测和记录,其记录的精确性有了明显提高。如与清代初期纂修的雍正《东川府志》和乾隆《东川府志》相比,20世纪80年代纂修的《东川市志》,不仅将东川地区发生的地震、泥石流等灾害分门别类加以记载,还将灾害的时间、地点、灾害程度等详细记载。同时,该志对于小清河等河流,不仅明确其发源地、河流长度、流域面积,还记载其坡度、流量(最大流量、最小流量和平均流量)、发电量等信息,数据较为翔实。我们不仅可从此类新方志中获得具体详细的降雨量、地形地貌、土地垦殖、灾害程度、河流湖泊的水域面积等信息,甚至包括气候的变迁、河流水位的变化、各种生物的消长等信息,为环境史的研究提供较为精确的史料,但其叙述较为呆板冷冰,多为各种图表和数据,而形象生物的语言描述则有所不足。
 
  第三,受编纂者知识和认识的局限,一些环境史史实亦存在记载缺失、模糊或沿袭等情况。如清代南宁县编修的几部方志,对南宁县气候、山川、物产等内容的记载多有沿袭,部分还存在缺失等情况。该地的气候,康熙《南宁县志》引《通志》《括地志》和《新通志》进行叙述。咸丰《南宁县志》除引雍正《云南通志》略有区别外,其余亦引《通志》《括地志》,内容全同。至同治年间李家珍重订同治《古越州志》时,气候部分又遍引《通志》《括地志》和雍正《云南通志》的内容。该地山川、名胜和物产,康熙《南宁县志》、咸丰《南宁县志》、同治《古越州志》三志记载大致相同而以前两书较为详备。至于清代南宁地方发生的灾害,康熙《南宁县志》以“灾祥”条进行记载,所述灾害自明嘉靖十六年(1537)至清康熙五十九年(1720)止,并有“灵异”条备载当时发生的怪异事件。与该志相比,咸丰《南宁县志》的灾害内容则附于“星野”条之下,自明弘治七年(1494)开始记载,有嘉靖二年、三十九年等年发生的灾害,而缺少康熙二十六年、五十九年等年发生的灾害。同治《古越州志》灾害内容亦附于“星野”条之下,自明弘治七年开始记载,所述灾害至清同治、光绪年间,但缺少明万历元年(1573)等年发生的灾害。此外,对同一灾害的记载,三志的语言不仅较为简略,且许多灾害发生的地点亦有差异。如明嘉靖十六年发生的地震,康熙《南宁县志》记载为曲靖、沾益、陆凉、罗雄等地,咸丰《南宁县志》所记只有曲靖一地,同治《古越州志》则只有“嘉靖十六年,地震”一句,地点不详。
 
  第四,方志中的环境史史料具有显性和隐性共存的特点。方志中的物产、山川、灾异、艺文志等类目中记载的内容多为各地的物产、山水、灾害等内容,与环境的关系极为密切,一般很容易解读出里面的环境信息。但方志中的另一些环境史信息较为隐蔽,常隐藏于文字背后。如方志类目变化所蕴含的环境史信息便是如此。在明清时期的方志里,出现了专门记载少数民族风俗、信仰、语言、服饰、生产生活等相关情况的“南蛮志”,出现了专门记载灾荒、疾疫、地震等内容的灾异志或灾祥志,以及专门记载矿产和盐业开采、冶炼、运输的矿产志。南蛮志、灾异志、矿产志等类目出现和沿用,在很大程度上与地方社会历史发展及现实环境、意识形态密切相关,也与地方生态环境变化相关。⑬我们可从其前后变化中体会其透露出的环境变化,但此类环境史信息较为隐蔽,需要研究者拥有锐利的眼光、广博的知识储备,且掌握一定的研究方法,才能将其挖掘出来并加以利用。
 
  第五,环境史料在方志中的分布呈现出集中与分散并存的特点。某些与环境有关的内容分布较为集中。如记录八景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形胜”(山川)“古迹”“艺文”三门,通常是介绍某地八景之形成与构成情况,辑录历代咏写八景的诗文作品。关于环境灾害的史料主要分布在灾异志(灾祥志)和艺文志之中,而动植物及其相关物产则集中于食货志、物产志之中,少数民族地区的环境史料主要在南蛮志、种人志之下,而某一区域的地理地貌、河流湖泊等主要在地理志、疆域志等类目里面。而古人对于天地自然的观察、体认与协调等思想观念方面的信息,则分散于全书,或杂见于天文(星野),或隐喻于山川形胜,或散见于艺文,搜集时较为困难。
 
  四、方志中环境史史料的利用
 
  方志不仅记载了大量与社会经济有关的内容,其与环境相关的信息亦复不少,利用好这些史料对于环境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第一,意识和理念的更新。首先,破除新史料和旧史料之间的成见,对所有史料一视同仁。新史料的发现和使用诚然意义重大,但充分利用旧史料亦可做出研究成果,特别是转换视角,对旧史料进行重新解读,对旧史料中的事实作出新的判断和解释,其意义并不亚于新史料的发现和利用。方志是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地理、人物、民族等问题的一种常见的史料。从环境史的视角来看,方志里也蕴含着不少与环境史相关的信息。通过环境史的解读,亦可使我们对这些原有的史料作出新的解释和运用。就环境史而言,并没有严格的新旧史料之分,有的只是看待问题的不同和解读史料的差异。我们应该充分利用一切史料,充分挖掘其中的史料价值。其次,尊重文本记载,降低对史料精确性的要求和盲目崇拜。今日,对相关问题的研究越来越向精细化方向发展,对史料的精确性要求也愈来愈高。特别是对环境史而言,我们急需知道某地具体的降雨、气温、灾害、物种、人口、土地等信息,因此,迫切希望某条史料或史书中拥有我们想要的一切信息(包括具体的时间、地点、数据等),且越详细越好,但此种希望很不现实。以方志为例,只有少部分方志记载有此方面相对详细的信息,大多数方志则记载较为模糊或含混,且以描述性语言为主。为数不多的方志里虽然有一些数据,但这些数据多为理论性的数据,与实际情形有很大的差距。因此,在利用方志进行环境史研究时,不得不区别对待,对于1949年以前的方志,不得不分析该方志编写的体例和相关时代条件,尊重方志记载的原有信息,对其中的史料充分挖掘;而1949年以后新修的方志,虽然在精确性上有所提高,但限于当时的技术和手段,一些记载亦与实际存在一定的差异。
 
  第二,结合相关文献,对方志中的史料进行拼接、整合、联想等加工工作。方志记载的信息虽然丰富,但与环境史相关的史料仍然显得较为模糊、含混和简略,有的还前后重复。针对这些史料记载,一味地抱怨是没有用的,而是应该结合相关文献,尽最大努力去挖掘其中蕴含的环境史信息。如滇西北及川藏毗邻藏区的历史及其生态环境《维西见闻录》《藏行纪程》等史籍中只有零星的记载,由于相关记载的缺乏,该问题成为藏学和地方民族史学研究中的难题。而道光《云南通志稿·武备志》有一条看似奇怪的史料,记载了滇川藏毗邻区的交通途程及交通沿线的情况,研究者结合民国《中甸县志稿》《滇小记》等文献,对这条史料记载的“有水(河)”或“无水(河)”、“有草”或“无草”、“有人”或“无人”、“有柴”或“无柴”、“有虎”或“无虎”、“路崎岖”或“路平”等信息进行了分析和整合,从而发现了隐藏于史料中的有关该地的生态环境、居民生活等信息。⑮
 
  第三,理清方志编写脉络,并对相关史料进行必要的考证。方志编纂,由于受时代条件和编纂者的学识所限,不可能每条记载都正确。因此,在利用方志进行研究时,不得不参考其他相关史籍,对其中的记载进行必要的考证。而在利用方志研究某一环境事件或某一地区的环境变迁时,不得不从史书性质、史料来源、编纂体例等方面考察县志、州志、府志、通志等各种方志记载的信息,从而对县志、州志、府志、通志等不同级别的文献价值进行综合评估。特别是方志在不断编纂的过程中,经历从乡镇志、县志到州志、府志、省志、一统志的层层转换,某些内容发生了极大变化。一些在乡志、县志里记载详细的内容,到府志、省志、一统志里便被淡化,甚至消失,同时,增加了部分乡志、县志未能记载的内容。因此,在利用方志进行相关环境史研究时,还应厘清乡志、县志、州志、府志、省志等编撰脉络,考察这些遗失或增加的内容,既看到资料的层次优劣性,又看到其间的互补性,找出记载的演变和不同,探讨其历史叙述、文字记载的真情实境。
 
  第四,新方法的引入。在运用方志进行环境史相关问题研究时,为使方志史料价值最大化,还需一些新方法的引入和运用。这些新方法既包括相关自然学科的研宄方法,也包括人类学、社会学等人文社科的研究方法。如可依托计算机、信息技术的发达,结合数字化、大数据等时代技术,组织人力对方志进行校勘等整理工作,并进行数字转化,最终将方志中与环境史相关的史料辑出,分类编排,建立方志环境史史料数据库,以便于相关史料的储存、查询和利用。此外,田野调查是人类学、社会学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在运用方志进行环境史尤其是区域环境史研究时,可引入此方法,通过实地调查,对方志相关记载进行检验、补充等工作。
 
  环境史是一门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文史功底的积累和自然科学的素养必不可少。但由于传统史学中自然的缺失,相关环境史的基本史料又较为零散和稀少。如何有效地获取环境史史料或者如何最大化地发挥旧史料的价值进行环境史研究,成为研究者必须解决的问题。在跨学科综合研究的今天,我们应该打破学科界限,结合传统的文史研究和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按照人弃我用、旧史新读的原则,运用考辨、联想、整合等方式,将方志看成某地人们对自身与周围环境相处的总记录,思考他们当时所处的环境状况及其前后变化如何,他们在此环境中的一切生产生活场景是怎样的,发生疾病、灾害等情况时他们是如何应对的,他们又是如何与外界进行物资、信息等交流的,他们的各种思想观念是怎样形成的……通过对上述问题的不断追问,综合相关档案、实录、正史等史料的记载,从而对方志进行重新解读和利用。
 
  结语
 
  章学诚《文史通义》将方志(部府县志)视为一地之史,认为方志“可补史之缺,参史之错,详史之略,续史之无”。时至今日,方志的价值已广为人所知,不仅历史、经济、社会、文学研究者从中采摘丰富的史料,城市建设者、景观设计者、旅游开发者亦多从方志中汲取养料,甚至还形成了方志学这门专门学科。但需要说明的是,在史学研究中利用方志主要有作为资料直接引用、作制度分析后引用、透过背后社会权力话语后引用和透过文化规范后引用四种不同的方式,各种利用方式都有其价值和理由。⑭在利用方志研究环境史时,大多数的学者把方志看成透明的实体,对其中的资料直接使用,以强调方志在史学研究中的特殊史料价值。也有一些学者关注到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制度因素,将方志中的资料置于特定的制度情境下进行考察后再利用方志,而对于方志在编纂过程中的社会组织、社会关系等社会情境以及方志在编纂、使用和流传中蕴含的意识、心态、价值体系、文化象征等文化规范(即心理机制)的关注则较少。⑯
 
  此外,作为中国一种重要的综合性资料著作,方志原本是一种较为常见的文本文献,但一些方志由于各种原因被珍藏于各大图书馆或研究机构,一般人很难看到,因此,这些方志便变为稀见文献,其内容更是难为一般研究者所利用。可喜的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许多新的稀见方志被人们陆续整理出版,使更多的人得以阅读和利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方志开始从稀见文献向常见文献转化。若转换视角,从环境史的视角解读方志,亦可发掘出更多以往为人们所忽视的信息,使方志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种新的史料。而方志对各地山川河流、花鸟虫鱼、民情风俗、气候、灾害、景观等连续性和稳定性的记载,为环境史的研究提供了直接资料来源,成为环境史研究的常见信息;各地人口、土地利用、奇闻异事、古人的环境意识、人与自然万物的伦理观等内容虽亦在方志中有所记录,但其蕴含的环境史信息较为隐晦和稀见,尤需认真总结。故而,方志又居于常见文献和稀见文献之间。但无论如何,在新史料尚未被大量发现的情形下,从方志里搜集环境史的相关史料进行研究是一条不错且有效的路径。
 
 
本文责编:程方勇
 
①参见来新夏:《中国地方志的史料价值及其利用》《国家图书馆学刊》2005年第1期;常建华《试论中国地方志的社会史资料价值》,《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7卷,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61~74页;成一农:《中国古代方志在城市形态研宄中的价值》,《中国地方志》2001年第1~2期。
②参见周琼:《定义、对象与案例:环境史基础问题再探讨》,《云南社会科学》2015年第3期。
③张舜徽《中国文献学》,华中师大出版社,2004年,第267~268页;张舜徽《中国古代史籍举要》,云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45页。
④参见周琼:《清代云南“八景”与生态环境变迁初探》《清史研究》2008年第5期;周琼《八景文化的起源及其在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以云南八景文化为中心》《清华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王德庆:《论传统地方志中“八景”资料的史料价值——以山西地方志为例》,《中国地方志》2007年第10期。
⑤谭其骧:《地方史志不可偏废,旧志资料不可轻信》,《长水集续编》,人民出版社,1994年。
⑥参见王社教《清代西北地区地方官员的环境意识——对清代陕甘两省地方志的考察》《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第1辑。
⑦参见张廷银《地方志中“八景”的文化意义及史料价值》,《文献季刊》2003年第4期。
⑧参见吕君丽《从植物的分布状况看唐宋皖江地区的生态环境——基于地方志中辑存诗文的分析与考证》,《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
⑨关于图像史料的含义和特点,详见拙文《感不绝于余思:图像及图像史料探究》,蓝勇主编:《中国图像史学》,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35~48页。
⑩更多关于南部县两部舆图考的内容,请参阅邹艳《南部县舆图考略述》,蓝勇主编《中国图像史学》,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159~169页。
⑪关于自然灾害、环境灾害的内涵及其异同,请参阅曾维华、程声通《环境灾害学引论》,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29~38页;张丽萍、张妙仙编著《环境灾害学》,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7~14页。
⑫参阅佳宏伟:《清代水利灌溉亩数的失实问题——兼评地方志所载数字的真伪》,《中国地方志》2005年第2期。
⑬参见周琼《明清滇志体例类目与云南社会环境变迀初探》《楚雄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7期。
⑭参见周琼:《一条应受关注的藏区环境史料述论》《中国藏学》2006年第4期。
⑮参见潘高升《史学研宄中利用地方志的几种方法——兼谈方志的资料性与学术性》,《中国地方志》2006年第4期。
⑯参见李晓方《社会史视野下的地方志利用与研究述论》,《中国地方志》2011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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