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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方文化语境中“方”与“志”的比较研究


《史志学刊》2017年第5期

摘要:地方志或方志可以分解成“方”+“志”。由于历史上社会文化制度的不同,中国和西方社会治理结构的“方”有着不同的含义,在中国,主要表现为地方政区性的“方”,在西方则表现为封建庄园采邑和教区性的“方”。地理大发现后,伴随着殖民主义所产生的西方人类学民族志将视线转向异国异族的“他乡”“他方”,由此产生了各自相对应的实证记录文献。文章考察了中西方语境中“志”与“方志”的语言转换和文化理解,比较了中国方志与西方地方史(志、西方人类学民族志背后的文化生成机制及其特征特点,针对中国“一带一路”全球化战略,提出建立中国版人类学民族志,并提出适应走出去战略的中国方志发展转型,将相对于以中国为天下的“地方”志改造为相对于以世界为天下的“方”志,方志既要吸纳人类学“走出去”的外向思维,也要吸纳人类学“走下去”的田野思维,以此改造传统封闭的地方志,增强方志的活力及其文化学术价值。
关键词:地方志,文化比较,语言翻译,人类学民族志,全球化
 
 
  一些从事方志史研究的学者认为,地方志是中国所特有的文化传统,仓修良先生就转引台湾学者陈捷先教授的话称,方志为“全世界文化史中的一项特有瑰宝”[1](P11)。除了受中国文化影响的东亚和东南亚国家曾经存在过方志外,在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是不存在方志这种文化形式的。既然是如同国粹般“特有”,那么中国的方志也就成了“自说自话”别人只能当看客,连说话的资格都没有,如此,地方志哪里还有国际文化交流的空间?
 
  事实上,造成地方志难以进行国际交流的障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中西方文化语境中对“方”与“志”的观念及其语言转换,“地方志”可以拆解为“地方”和“志”,汉语中的此类文化术语在西方语境中如何被表达,以及西方语境中的类似的术语如何用汉语表述。只有弄清楚中西方对这些术语的观念及其文化生成机制,地方志的国际文化交流才能成为可能。
 
  一、中国和西方历史上对于“方”的不同观念
 
  以今天习以为常的观念来看中国地方志,这里的“地方”已经基本被定型为国家内部中央以下的省市县地方行政区,所谓的地方志基本是指地方行政区志。
 
  但是,追溯汉语中“方”的语义本源,则发现中国古代的“方”原本包括了天方、地方、人方等多种空间内涵,而并不限指地方行政区。所谓“天方”,就是以天文星宿的方位来对应定位地上的地理空间。古代旧志中很多都有星野(分野)的内容,其“基本思想是在天上的区域与地上区域之间建立其对应的关系”[2](P735)。最初所谓的“地方”,原本是一种自然地理空间的概念。而“人方”则是方国和聚落部落的概念,如夏商周三代就有鬼方、土方、邛方、羌方、虎方、人方等称呼方国和聚落部落的名称。随着秦王朝统一天下,原先建立在周朝分封制基础上的分散诸侯国被中央集权制统一管控下的郡县所代替,地方行政区逐渐成为“地方”的主体。 社会结构呈现为天下=中央+地方(地方行政区)+四夷(边疆社会),地方成为与国家、中央相对的概念。即便如此,国家内部不同自然地理区域、边疆的少数民族区域以及域外等不同的地理空间的“方”依然存在,只不过被标以不同的称呼,不是直接称“地方”或“方”而已,而这一点往往在中国方志史上是容易被人忽视的一个领域。
 
  而在西方,近代以前欧洲的社会结构背景长期是以封邑城堡为主的封建制和天主教、基督教为主的教 区制,也因此,西方文化语境中的“方”或“地方”,带有教区、封邑、城堡(城市、城邦)、地理区域等多种意义内涵,包括进入现代后,西方社会发展也主要是将城市化为主的城市作为地方认知单元。吉尔茨在其著作《地方性知识》中所讲的地方性,既指特定的地域性和特殊性,又包含着特定的历史文化条件所形成的立场、观念和价值等,地方性就是地域性和非主流边缘性,这是一种相对于全球化、主流普遍性文化而言的地理 和文化概念。由此可见,西方文化语境中的“地方”表现形式以及地方观与中国以地方行政区为主的“地方”是有很大不同的。
 
  二、中西方文化语境中的“志”及其语言翻译转换
 
  作为一种文献文本,“志”或“地方志”在中文语境中是一个特定的文化术语。志在不同的外延层面上,其涵义可作不同的理解。广义上的“志”,泛指实证资料性文献文本,相当于史。方志学的鼻祖章学诚早就作过“志乃史体”的论述,“国有史,郡有志,家有谱,其意一也”,也就是说,不同层面的史书文本有不同的术语标称,宋代史学家郑樵在《通志•总序》中对其书名解说称“古者记事之史谓之志……太史公更志为纪,今谓之志,本其旧也。”“志者,记也”,可以包含各种表现形式和体裁编纂的资料文献。2005年国务院颁布的《地方志工作条例》对地方志的定义是:地方志,包括地方志书、地方综合年鉴。地方志书,是指全面系统地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地方综合年鉴,是指系统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情况的年度资料性文献。”不论是志书还是年鉴,其最后也是最本质的关键词都是“资料性文献”。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方志史上,在宋代方志定型之前,志就有地记、风俗传、图经、地志多种形式,即使在宋代方志定型后,志书仍然有“乘”“录”“书”“鉴”等不同提法。“资料性文献”是一种很宽泛的提法,为此曾有人就提出“广义方志学”的概念 [3]。中观意义上的“志”,特指以横排竖写的“志体” 为主编纂的资料性文献,但这一类称“志”的未必就是方志,而是包括了国家总志、地方志、专志不同范围的志书,如《抗日战争志》《汶川特大地震志》《北京奥运会志》《中国长城志》《中国大运河志》都是国家层面上的专志,严格地说它们并不是地方志或“方志”。狭义的“志”,才是针对“地方”主要是地方行政区而编纂的实证资料性文献,尤其是以“志体”为特征而编纂的资料性文献,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方志”。
 
  近代以来,由于西方传教士的进入和西方汉学家对中国文化了解的需要,中国文献被翻译传入西方世界,其中对于“志”和“方志”术语的翻译出现了多种情况。从广义的志即记的层面进行翻译,志就是一种实证记事、记载的文本,可以翻译为record、history,那么方志就是local record、local history,如现在的《中国地方志》杂志的英文翻译就是《CHINA LOCAL RECORDS》。西方史学界研究过程中,阅读方志最多的何炳棣,也称方志为“地方史”使用的是Local history (地方史)。除此之外,还有四种翻译,一种是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汉英大词典》中的翻译为:方志:local chronicles, “chronicle”一词的意思是“编年史”的意思,《朗文当代双解词典》上的英文注释是:“a record of historical events, arranged in order of times, without any judgment as to their cause, effects, nature, etc.”,意为“记录的历史事件,按照时间先后排列,对所记载的历史及其原委、本质等不加任何的评论。”中央编译局英文处对“方志”的翻译也是使用“local chronicles”一词[4] 。第二种是 chorography,百度翻译中作地志、地方志、地势图解。choro和graphy均来源于希腊语,分别指“地方、地区”和“书写”。第三种是远东出版社梁实秋主编《远东汉英大辞典》中的翻译:方志:ageographic account。从字面意思上理解,“geographic”是“地理的”的意思,“account”是“书面及口头的报告、账目”的意思,两个单词连起来的意思就是地理报告。第四种是local gazetteer, gazetteer这个词有两个释意,一是地名词典、地名索引,二是〔古语〕公报记者。大部分西方学者遵从19世纪的传统将方志译为Local gazetteer。在西方研究应用大量方志的ChangChung- li用的是“gazetteer”[5]。19世纪英国学者初译此词时显然认为方志是地理。西方的史家及在西方的中国史家,隐然认为方志是地理性的材料。
 
  和中国文献的汉译英相反,西方文献著作在汉译中也同样碰到术语的使用和表达问题。我们发现一些西方文献著作在汉译中被译称为“志”。如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于公元98年完成的《Deorigineet situ Germanorum》(拉丁语,意为“关于日耳曼人的起源和分布”,这部著作详细记述了公元1世纪左右的日耳曼部族的分布情况,包括西日耳曼人的社会制度、政治组织和物质文化生活,日耳曼人的特征及生活状况和宗教信仰状况。中文文本翻译时被译为《日耳曼尼亚志》。美国人尼尔·R•彼尔斯与杰里•哈格斯特洛姆合著 《The Book of America: Inside 50 States Today》,1987年中文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译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编译室董乐山翻译为《美国志一五十州现状》,从英文书名和中文书名的比照看,对应 “志”的只有一个词“book”,为什么翻译者会将这里的book翻译为“志”?其实这里的book相当于“概略”“概 况”的意思,翻译者出于对“分区概略”类似于中国的分区简志,所以意译为《美国志》。2017年9月在北京举行的方志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来自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校区的程洪在单元点评时,同样表达了这样的观点,认为美国各个州都有对州各方面情况介绍的文献,他认为这其实就是各州的简志。是否翻译为“志”,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基于翻译者对“志”的理解。除了这些个别的西文著作书名翻译为“志”外,西方语境中还有两类术语翻译为中文时被译为“志”,一类是Geography Records即地理学的地志,另一类是ethnography即人类学的民族志。如果将英语的词根作分解,graphy表示音素、词素等,相当于是一种书写单位、书写符号,实际上类似于文献记录文本的意思,也就是中文语境中的广义上的“记”“志”。
 
  通过对汉语和西方语言两种文化语境的考察,可以发现中国文化的“(方)志”,在西方人看来和他们的(地方编年史、地理词典有部分接近的成分。而西方的地理学地志和人类学民族志,以中国人的眼光看,又含有类似中国的“志”的意义。这种文化翻译,怡怡体现了中西方对“志”和“方志”的双向理解,正是这种理解构成了中西方关于“志”“方志”文化学术交流的基础。
 
  三、中西方地方文献的生成机制比较与西方地方志
 
  地方志这样一种地方资料文献,从表象看,似乎是一种知识体系的体例分类,而从深层来透视则是社会结构的折射。
 
  历代中国方志在体制和内容上,基本上是为满足统治官员的需要而设。除了纯地理的纲目外,如职官、公署、乡宦、流寓、选举、学校、关隘、堡寨、道里、驿站等等,都反映了官吏的关心与需要所在。现代史家对方志的上述性质多有所认识,如顾颉刚:每地修志,主要标的,在于备行官史之鉴览,以定其发施政之方针。”方志不但不是非官方地方社会或地方社会创制底产品,而是中央政府官吏所促生及应用的文献。它的存在本身,其内容、体例、以及兴衰历来都取决于中央的政策。其首要目的在于为统治的官员提供地方上的情报,这个目的也决定了方志的内容。方志的这种本质直接或间接地决定了形式及内涵[6]。
 
  由于中国和西方社会治理制度和社会结构不同,历史上中国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主要表现为中央集权制下国家官僚对地方的治理,这些地方行政区划的国家治理单元,执行着中央朝廷的使命,对下进行分口治理,这就造成了志书横分的若干门类。直到今天,新修方志依然是官修和政府修志,志书的主体结构基本对应地方政府国家部门的若干相应领域和相应工作。所以,中国地方志的本质是国家对地方分门别类的地方治理文献。
 
  而在欧洲历史上,其封建制并不是像中国这样的中央集权制,而是贵族封邑制加上教会管控的教区制,社会的基本单元不是像中国这样的行政区划,而是采邑和教区。因此,欧洲历史上的法国和英国,其地方史文献主要是贵族庄园承嗣的谱牒、家族树文献和教会的教区文献,诸如教会的葬礼、婚礼、洗礼等礼仪登记,教会裁判记录,修院、教会的史录,或上述建制所持有的地契、租约、账册等,加上其他教会及不同单位留下的文献;此外,还有地方圣人和名僧的年志。19世纪中叶以前,如果没有宗教建制的种种文献,西方地方史 是不会存在的[6]。在一定程度上,西方的教区教会代行了类似中国地方政府地方治理的职能。换一种说法就是,中国没有西方教会的对等组织,西方教区裁判,圣事主理等文化对等的功能,在中国是由中央政府的各级行政单位担任的。西方也没有类似中国的国家地方官僚体系。在两种不同的政治和社会文化环境中,中国国家官僚相等于西方教会官僚。
 
  用这样的视角来理解,中国方志文化语境中的“地方”是地方行政区,所对应产生的实证资料文献就是“方志”;而西方文化语境的“地方”则是采邑庄园和教区,所对应产生的实证资料文献如何被冠名,则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你可以称之为地方史,也可以像中国人的说法一样称之为欧洲版的西方地方志。所以牛津大学东方研究所教授Van der Loon就认为,和中国学者所持的意见相反,欧洲有自己的地方志。仔细阅读《维多利亚时期英格兰各郡史》,就可以发现,它们并不差于与之相对应的中国典籍。在某些方面,如古迹和地方风俗,它们的记录还远胜于中国的方志[7] 。
 
  哲人们说,世界上没有两条同样的河流。过分强调绝对的同,那么世界上就没有同。我们可以说“他们那种地方文献根本不能和我们的地方志相比”[8](P14),从而否定西方“方志”的存在;但是同样,西方(教会)地方史志中不也同样有若干内容是中国的地方志所没有的吗?
 
  四、内视的中国方志和外视的西方人类学民族志比较
 
  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的区别在于,东方是一个以农耕为主的农业社会,农业社会的特点之一是安土重迁,社会的流动性相对较小,人稳定地生活在一个相对固定的乡土区域中。而西方是以海洋贸易为主的重商社会,商业贸易和物流输运带来的流动性较大。特别是地理大发现以后,欧洲人向美洲、亚洲、非洲不断拓展,伴随着资本原始积累,英国等主要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对亚非拉地区实行殖民主义统治,世界开始进入欧洲主导的全球化时代。出于对海外世界和殖民地认识与统治的需要,西方诞生了以欧洲为主体观察异民族的人类学及其民族志。1771年和1787年,德国历史学家先后提出ethnography和ethnology,这种在19世纪的欧洲大陆开始流传的知识观,重在对不同人群(people)、民族(nation)和种族(race)等文化人群的研究。“ethnography”一词的词根“ethno”来自希腊文中的“ethnos”,意指“一个民族”“一群人”或“一个文化群体”[9](P25), graphy意为书写文本或记录文本。“把关于异地人群的所见所闻写给自己一样的人阅读,这种著述被归为 ‘民族志,”[10](P6)。
 
  20世纪初,中国学人开始翻译传播西方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1926年,蔡元培在《一般》杂志上发表《说民族学》一文,认为民族学有记录和比较两类,“偏于记录的名为记录的民族学”,还说ethno源于希腊文ethnos,就是民族,graphie源于希腊文graphien,就是记录,因而ethnography指的就是“记录的民族学”,后来林耀华、凌纯声等人开始使用“民族志”来区别ethnology (民族学)的ethnography[11]。这就是西方语境的 ethnography转换为汉语语境的“民族志”的由来。20世纪80年代中国国内重建人类学时,曾专门召开“民族研究属于译名问题座谈会”,当时参考的港台地区基本词典的译法都是“民族志”,表明了华人汉语圈对“民族志”术语译法的高度认同。20世纪80年代以后,一些出生、生长在新中国一直习惯使用“调查报告”“民族调查”“实地调查”等名称,在写法上还延续过去模式的学者开始频频使用“民族志”来为自己的新作品命名。中文翻译ethnography为“民族志”已经成为中国知识界的约定俗成。
 
  尽管现在中国人类学界对“民族志”术语有不同的看法,如主张用“文化志”“生活志”取代旧的“民族志” 的称呼[12],但是这些术语中已然保留了“志”。从20世纪初,西方人类学传入中国以来,西方术语翻译转换为中国汉语,一直保留着“志”的称呼,都表明了中国知识界对中国文化术语“志”的理解和在西方学术语言转换中的运用。
 
作为一种知识体系和学术规范,西方人类学民族志和中国地方志知识体系中的民族志显然不是一个概念。和中国方志相比较,西方人类学民族志有着诸多的特点。
 
  中国的地方志本质上体现的是国家内部本土的由上而下纵向管理以地方行政区为范围而进行记载的文献思维,迄今为止,以现行行政区范围为界“越境不书”依然是一条基本的记事原则。这种封闭的画地为牢的地方政区观本质上是一种内视的文献思维,眼睛向内看。而最初的西方人类学民族志怡怡相反,是欧洲人以自身的欧洲文明为中心,眼睛向外,对异国他乡、异邦异民族、边缘文化观察的记录,体现的是由内而外的观察视角和思维。
 
  中国的地方志是东方文明地区自己人对本土的记载,很大程度上是对既有的文献资料整合加工编纂记录的结果;而西方人类学民族志是欧洲“文明人”对“蛮荒”“不开化”无文字的民族,以参与其中的方式直接通过田野调查观察记录的结果,更多的不是依据现成的文字性文献,而是人类学家自身的观察和对被观察者的口述、行为所体现的人类活动,他们强调到田野现场搜集第一手资料,注重提供地图、图表和照片作为“真的到过那里”的象征物。民族志的文本特性是通过人类学方式对特定文化进行的描写,作为一种独立的文类,它有几个规定性的要素,有着某种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客观化承诺,民族志向读者承诺:我写的这个东西是我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一个客观性和事实性的存在。
 
  中国地方志强调用编纂者第三者的视角,而西方人类学民族志则强调田野考察者与被考察对象的“互为主体”的关系,里面大量运用第一人称的表述,因为是以“我”的视角直接参与接入,其描述往往给人身临其境之感。这样的视角今天被非虚构纪实文学和纪录电视专题片所采用。
 
  中国的地方志就内容而言强调一方之全史,对行政区范围内地方治理相关的自然环境、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进行从历史到现状的全面记述,尤其是新方志注重政府治理各种制度实施运行情况的记录。而西方人类学民族志体现的则是从民间底层观察的现存的各种社会文化,并不十分强调历史性的全面,其叙述结构是全貌的民族志(total ethnography),逐一分类考察文化的组成部分或社会组织,提供关于地理、亲属关系、经济、政治和宗教等方面的详细图表。其基本内容包括文化与生存语言信息交流、儿童养育、生命延续)、群体(婚姻与家庭、亲属与继嗣、年龄集团、共同利益社团、社会分层)、社会一体化与社会生活经济体系(资源、 生产、分配与交换),政治组织与社会控制,宗教与巫术,口头、音乐、雕刻等艺术等[13]。所以民族志的作品更多体现了社会性和文化性,而不是官方体制性内容。
 
  中国地方志强调文约事丰,作系统化概括性的表述,强调“述而不作”;西方人类学民族志以解释和分析作为主要特征,是田野考察者对该社区个人的借鉴和提升,在注重力求客观描写“浅描”的同时,也进一步对文化事项后面的意义进行挖掘和阐释“深描”分析时空坐落或发生的事件,从而来表述真实生活细节,以问题为思路将田野细琐零碎的描述资料加以整理,并寻求文化网络的解释,田野数据经过分析解释形成有系统的主张[14]。格尔兹认为人类学家的工作主要在于通过了解“土著的观点” (native’spoint of view)来解释象征 体系对人的观念和社会生活的界说,从而达到对形成地方性知识的独特世界观、人观和社会背景的理解[15]。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方殖民主义逐步走向终结,西方人类学民族志也开始发生转向,从对殖民地异族的观察研究转向本土化以及整体的人类文化的研究。西方人类学传入中国、印度等非西方世界后,同样也被进行了改造,从欧洲为主体的外视视角转换为本国内部的本土观察视角。以中国为例,人类学民族志被运用于国家内部的中心对边缘、内地对边疆民族地区,上层对社会底层社区的观察。但是与地方志所不同的是,人类学民族志在中国仍然保持了“他者”的视角和田野调查的传统。
 
  比较中国地方志与人类学民族志,可以发现这两种文献都具有“志”的实证记录特征,都强调客观性。所不同的是,地方志主要是针对地方政区的“地方”,强调从历史到现状各个领域的记载,而人类学民族志的对象则是针对“文化人(族)群”。尽管有时候人类学民族志很多是观察研究的地方社区,和方志的“方”有一定的复合性,但是其研究出发点主要是社区文化人群的“点”上,而不是落在“政区”的面上。由于现在的人类学强调阐释性,民族志较之地方志具有更强的学术性。
 
  五、中国全球化战略思维下的人类学民族志对方志转型的启示
 
  1978年后中国进行了改革开放,特别是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中国进入全球化贸易体系,融入了全球化的进程,人们的经济社会文化生活不再是以往相对固定的乡土化生活。近年,由于美国实行贸易保护主义,中国逐步取代了美国成为全球化的新的倡导者和领导者,对外开放已经从20世纪80年代的引进来逐步转向走出去,特别是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中国人正在把视角向外延伸,由中国引领世界的中国版全球化正在到来。
 
  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伴随着中国走向世界的步伐,当下的中国需要重新睁眼看世界,看外面的世界,看除了欧美以外的世界。整个中国都需要用“他者的眼光”研究外部世界,理解不同的种族宗教文化,全球化的中国时代需要构建中国思维的人类学民族志。
 
  在这样由内而外看世界的视角转变进程中,中国地方志迫切需要跳出传统的国家内部地方政区“坐井观天”式的视野,将眼界从封闭的政区转为“地方+外部世界”,从孤立的地方政区转向区域一体化,从内地中心转向边缘边疆,从中国转向跨国的“一带一路”区域。
 
  适应这种视野的转变,地方志的观念迫切需要转型。有必要将原先局限于相对于以中国为天下的国家内部政区性的“地方”概念拓展为以全球世界为天下的新的区域空间观念的“方”,将“中国”方志向境外延伸,拓展一带一路志、列国志等新的空间志。在这种视野拓展的过程中,向外开放的中国方志与发现“他者”的人类学民族志有可能实现高度融合,合二为一。
 
  当下的中国方志从人类学那里汲取的不只是向外拓展“走出去”的思维,同时也需要吸收人类学的思维“走下去”,行走在大地上,吸纳人类学民族志直接参与田野观察调查的方法,改变单纯地从文献到文献的编纂方法,运用当事人口述史、影像志的手段,从现实中采集第一手资料,更真实真切地表现,改变志书那种概观式记录泛泛而谈的僵化的记载方式。同时,地方志可以采用人类学侧重社会文化观察的视角,从政府工作为主的记述转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史记录,就像浙江《象山县志》运用人类学方法所做的那样,如此,方志才能被赋予更鲜活、更文化、更学术的意义。
 
 
作者简介:吉祥(1963-) ,男,江苏省地方志办公室处长,研究方向为方志文化、区域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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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Alitto.中国方志与西方史的比较,原载台湾汉学研究资料及服务中心.汉学研究,(第三卷第二期).转自杭州地情网,http://hzfzw.hz.gov.cn/ szyd/ zgxc/ 201705/ t20170524_696565.html.
[7]Alitto.中国方志与西方史的比较.原载台湾汉学研究资料及服务中心.汉学研究,(第三卷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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