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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殃惟民”与“端在司牧”——明清山西地方志中的祥异观


长治学院学报2017年6月第34卷第3期

摘要:明清以来山西地方志中的祥异观突出表现为对民事的关切,体现出明清以来地方士人在地方管理中积极与务实的态度变化,但因缺乏参与管理的机制与理念,他们对地方民事的解决仍完全寄托于官府,其具有地方观念的祥异观只是在国家秩序观念下地方意志的微弱表达。
关键词:山西;地方志;祥异观
 
  中国古代的灾异记载主要分布在正史中的《五行志》和地方志中的《祥异志》。《五行志》创自班固的《汉书》,其后成为正史之重要组成部分。而地方志中灾异内容主要分布于《祥异志》、《灾祥志》、《旧闻考》、《大事纪》中。
 
  不管是正史还是地方志,对于灾异的关注与记录基础均来自于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而这一思想的提出又有着诸多历史条件的支撑。其一为概念提出。《尚书•洪范》提出的五行理论,“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1]89从自然、王道、天人关系方面奠定了中国封建时代的政治哲学基础;[2]106其二为制度基础。《周礼•春官》记载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变动,以观天下之迁,辨其吉凶,”[3]58表明官方在制度设计层面对天象与人事关系的重视;其三是学术实践。孔子作春秋,将灾异视为与祭祀、征伐同等重要之大事。全书共计二百四十二年中灾异三大类,十五项,一百二十八次。[4]371正是在上述条件的基础上,董仲舒“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行之一国,未尝不得所欲。”[5]2523
 
  《汉书•天文志》中“凡天文在图籍昭昭可知者,经星常宿中外官凡百一十八名,积数七百八十三星,皆有州国官宫物类之象。……其本在地而上发于天者也。政失于此则变见于彼,犹景之象形,乡之应声。是以明君睹之而寤,饬身正事,思其咎谢,则祸除而福至,自然之符也。”[6]272天象成为上天警示君主的手段。《汉书•五行志》则通过董仲舒、眭孟、夏侯胜、京房、谷永、李寻等人对灾异的解释,从天人感应与五行变化角度,将天象、异象与现实联系,对天灾异象进行推测,进而推演宇宙大道、社会秩序,实现对皇帝的规谏和对政事的警示。两志之体例思想,综合形成的灾异观也就成为之后正史的代表,为后之正史因。受其影响,地方志中也往往将一地之祥异比附与国家之大事“帝王升降之侯,盛则機祥迭见,衰则灾异屡形”。[7]603但地方志并不是正史的缩减版,其在祥异事件的认知判断与处理上有着其自身的立场与要求,从而形成了一个有别于正史的祥异观。
 
  一、地方志中《祥异志》之撰作
 
  地方志中《祥异志》一般包括前序与正文两部分。其中,前序为编纂者自述作志之意图。正文多按时间朝代顺序,罗列当地在不同时期所发生的奇异祥瑞之象。明清以来,山西地方志中多列《祥异志》,也有称之为《灾祥志》。《祥异志》常与《艺文志》、《大事纪》、《外志》、《事考》、《旧闻考》等内容相伴,多位于志书较后部分,作为一府一县之细节资料保存。也有《祥异志》位于方志前部者,多在《星野》、《舆图》、《天文》之后,用以与前文联系,更好表现天象与人事联系之紧密。偶有《祥异》附于《食货志》之后,重点在于展现灾异发生后,国家的“轸恤之典”与蠲免之恩。
 
  山西地方志中的祥异之内容与正史相比类型较单一,且多以灾异为主。以崇祯年间祥异记载为例。仅有榆社县崇祯“壬午春不雨,至六月初二日雨,秋大熟”[8]653和长治县“崇祯十四年秋淫雨凡十七日,是年岁稔”[9]590的记录。其余皆为灾异。明清山西地方志中的灾异类型包括:
 
  (一)农事灾异。如冰雹、雷震、蝗蝻、恒燠、恒雨、恒蜴、年饥等。同样以崇祯朝为例,山西各县几乎县县有灾,十七年间年年有灾。其中以旱灾、蝗灾为最。“崇祯元年春夏风旱,秋霜杀稼,九月十一日地震。[10]39”“崇祯三年大旱,民饥死甚多。五年大饥,人相食,时斗米五钱。军民争食死人,有李铮杀人而食,事发立毙杖下。[11]174”“崇祯六年旱,七年饥,十一年旱,十二年大饥。人相食,泽发水涸;十三年蝗,十六年二月初五晴空雷鸣数刻。”[12]174““崇祯八年旱,飞蝗弥漫四野,秋禾一过如扫,九年蝻害甚于蝗。”[13]513 频繁的灾害导致“食草木皆尽,官于城门外为坑以埋饿死者,埋且满。饥人争就割食其肉。[14]208”
 
  (二)兵祸灾异。崇祯朝内外交困,匪患兵燹不断。“怀宗崇祯元年六月初一撞酋犯大同,百姓惊窜,是年兵荒交集,斗粟缗钱,饥死大半。十年瘟病流行右卫,牛亦疫。[15]346”“崇祯六年流寇破南关城,杀居民百余。[16]549”“秦寇王家邱贼众万余自北而来,焚掠乡村,烟火几绝。[17]214”特别到了崇祯十七年,李自成两路人马东征皆从晋入京,“十七年甲申正月二十日,……人皆携家眷远逃。元日朝贺毕,县官出水西门,谒关帝庙,弃冠带逸去。二十日,闯贼到县,搜捕绅衿故宦子孙,逼索财物,兵马络绎东行,昼夜不绝,五十余日渐稀。”[18]628
 
  (三)自然灾异。包括日食、月食、彗星现等天文异象和鸡祸、豕祸、草异、鼓妖、水变、羽虫之孽等自然异象。其中“流星出参宿间有声,红光如缕直垂至地,良久方灭”和“雌鸡化雄”为最常见之异象。而诸如“壬申城壕生蟹,次年流贼打乱。[19]353”“雨天寒甚,树木凝水成刀枪形。[20]127”“崇祯十七年,李自成攻破宁武,余兵越黄花岭,欲掠神池。遥望关帝立马城头,惊拜而返。[21]451”乃是战乱时局之下灾异形式的变异。
 
  不可否认地方志中的祥异志在灾害记载与资料保存上确有一定价值,另一方面因其内容的冷僻以及很多时候解释的无稽,往往为人所诟病。因此 在是否应该设立《祥异志》?如何撰写与评价祥异?以及如何发挥祥异志的效用与意义方面等问题上,地方志撰述者们发表了他们的观点,形成了地方志中的祥异观。
 
  二、祥异观之内容
 
  地方志对祥异问题的讨论与认识构成了地方志中祥异观的基本内容。《汉书•刘向传》中,刘向将祥异之由来归为气,所谓“和气致祥,乖气致异[22] 1940”,强调祥异由气而来,再此基础上地方志中提出“气者亦由人事感召而言也。人事之得失,气数祥异应之,自古迄今未之或易[23]551”。因此观祥异而察得失就成为《祥异志》设立的主要原因。而祥异之间的关系,看似对立,实则不然,因为“物失其常则为异,不独为灾异,即祥亦异[24]614”。而且祥异之间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日事纵恣则祥必转而为异,日事修省则异亦转而为祥。[25] 149”考察明清以来山西地方志可以发现,《祥异志》在内容的选择,价值的判断,功能的发挥方面与正史灾异志有所不同,主要表现为:
 
  (一)贵人祥、重人异。在山西各县地方志中,天道远、人道迩的观点得到一致认可,方志撰者以为,灾异之来必由人事,故在关于祥异内容排序上,强调“物之祥不如人之祥,故国家以圣人之出为嘉祥,而景星、庆云、神爵、甘露次之;物之异不如人之异,故国家以邪佞之出为大异,而慧孛,飞流、龟孽、牛祸次之”[26]342。而在众多人事中,地方志撰者发现异象与民众之关系最为紧密,提出“天灾时变所殃惟民”[27]627的观点。围绕这一观点,《祥异志》在内容的选择与叙述中,对事关民生,可察民情之内容格外关注。明清山西地方志“所辑皆水旱丰凶、山崩地震以及土寇流贼之实事,既不涉于荒唐,亦无俟于推测。[28]123”《祥异志》中的农灾天象发生频繁,且对民之危害最大,记载中所占比重最大。此外,兵祸、匪患频发时期,老百姓民不聊生,其灾异内容在《祥异志》中也多有记录。多灾少谶的资料记录与保存,对于当政者修政具有更直接的帮助。
 
  (二)不无附会,君子有取。关于祥异志所记内容,明清地方志撰述者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一方面,他们认可祥异志的作用与意义,认为通过星野 占验可以明祥明异,进而找到祥异发生的原因。同时,他们也注意到祥异之事多关乎政治,往往与帝王升降盛衰有直接联系,即便是地处偏僻的小县,“而灾祥之见莫非政治得失之符”[29]603,失去了作为地方史志的意义。他们在当地记载与流传的灾祥中还发现许多附会夸大,耸人听闻的记载。如崇祯十年武乡、沁源县大雨雹,灾祥志中描述为“大者如象,次如牛,询之土人异实不至是。”[30]127还有一些地方的《祥异志》为了“以媚时君”不惜记录“连年有年”。这些现象的存在使他们在记录祥异的同时,不免生出“传闻异词实难尽信”的认识。不过记载的事实与夸张并没有影响他们对祥异的使用,他们深信祥异为天道所警,具有彰天戒、谨人事的作用,祥异中大多数是真实发生并有警示的,人们要做的不是抛弃祥异,而是审慎选择,即所谓“君子有取焉”,通过个人判断从而实现对祥异内容的去伪存真。
 
  (三)知变动、为警示。传统祥异志中的尽管所记颇多虚妄,解释也不无抵牾。但撰者对祥异志存在的意义并没有动摇,同时对其作用的发挥坚信不己。“修禳修救,端在司牧。[31]38”撰述者认为,灾异的改变主要依靠地方之当政者。因此,其功能的发挥必须建立在对当政者的改变上。首先,《祥异志》被当作地方灾异发生与解释史,通过历史的梳理与五行天象的解释,使观者知变不虚生。由于一直以来五行、祥异所记所论之事,验与不验未可知,造成许多人以之为“无徵而怠焉”[32]24。为使当政者明治理之道,必先使其信祥异之史,撰述者希望通过真实灾异的记录与合理解释让实现这一目的。其次,书之以为出政者警。祥异志的存在不仅仅只是灾异内容的呈现,更要达到防范杜绝灾异发生之目的,因此必须引起当政者的重视,乃至于对灾异产生敬畏。《祥异志》的撰述者们用哀鸿遍野,民不聊生的历史场景与匪夷所思的异象来警示当政之人,希望能够达到“圣王必恐惧,修省不敢委为气数之适,然盖敬天即所以勤民[33]614”的效果。
 
  (四)合德修行,有备无患。对祥异的解决是祥异观最后要回答的问题。虽然祥异观从为民解困的目的出发,但地方志撰者们仍旧将解决途经系于有位君子身上。他们希望敬天勤民之君子遇到灾异后能收敛恐惧,而积极思考转祸为福的方法。而首要的办法来自精神层面——合德胜妖[34]187。《祥异志》撰述者认为,灾异的出现并不是乱世所独有,治世同样可能发生,解决之道在于当政者与天地合其德,即以天道的行为楷模治理地方,顺应自然之演进,约束个人的妄行。其次是制度层面的准备——备荒。要求当政者“苟能绸缪于未雨之前,则以人事济天道之穷庶几有备无患乎。[35]140”两个措施后者虽更具有实践层面的主动性,但灾异而来,君子修德,灾异虽不能消失但人可以充分准备,这样就可以使灾异危害减少,“异者亦常矣”[36]124,其认知上仍是以行动实现对天道的相应。因此,备荒与合德实为同一种方法。
 
  三、祥异观之解析
 
  明清以来山西地方志中,几乎都会涉及祥异志的内容。虽然不能与户口、赋役、兵防、职官相并提,但《祥异志》本身所形成的祥异观却体现了明清以来特别是清中后期地方社会中士人在地方社会中观念的变化。
 
  明清地方志的修撰主要由本地举贡、生员来完成。他们拥有功名身份和特权但无官职。一方面他们是官府进行地方统治所依靠的主要力量,另一方面他们也是众人之领袖,民之精华,民之代表,在一个地方的官民体系中,扮演着中介的角色。因此在地方事物的问题的审视上有着与官、与民不同的立场。首先,他们的职责是“济国家法令之所不及”[37]。与官员大儒对天象国运的重视不同,方志撰者更在意身边民情的发生与解决,通过书民间疾苦来引发上层关注。正如岳阳县志所说“岳邑僻处深山,旱涝无常,虎豹螟蝗皆为民害,故书之。”但仅仅是书之远远不够,他们还承担着“辅官长思虑之所未周”的职责,因此需“告有民事之责者。”[38]614因为按照政治伦理次序,祥瑞灾异“天下应君身,一州应方伯,一邑仍应之宰 牧”[39]265,这些举贡、生员是只有发现提出问题的权力,并无替长官行使职责解决问题的资格。所以,祥异志即便有他们的为民立场和他们的民众关怀,但“端在司牧”,解决必须通过官方途经。此外因为举贡、生员的读书人身份和他们依然可能存在的上升空间,对纲常伦纪的维护与传播也是必须的。合德修行即是他们所能想到的最恰当的解决灾异问题的方式,也是他们身为地方文化教育者的职责所在。
 
  明清以来山西地方志中的祥异观,是地方士人站在民众立场,审视历史灾异现象后所形成的理性认知。其在保持一定审慎态度的同时,其结合自身需要提出了灾异记录的现实必要性,并在将解决职责交与政府的前提下,针对性地提出了自己的解决建议。从中可以看出,明清以来地方士子在地方管理与建设中态度更加积极,内容也更加务实,拥有了一定的地方意识,但因缺乏真正参与管理的机制,缺少真正进行地方管理理念,明清以来山西地方志中的祥异观只是在国家秩序观念下的地方意志的微弱呼号。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3BZS071);长治学院校级课题(201101)
作者简介:赵艳霞(1979—),女,山西长治人,硕士研究生,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史学史、抗日根据地社会史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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