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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书不应该躺在图书馆里“睡大觉”


《解放日报》2017年8月8日

  从《禹贡》《山海经》或《春秋》算起,我国修志历史已超过两千年。迟至隋唐志书官修制度算起,也有一千五百年的历史了。中华文明一脉相承、传承至今,是唯一没有间断的文明,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国人重视修志著史,注重传承优秀历史文化。

  历代修志一般都由皇帝下诏。唐代,皇帝下诏全国各州府每三年(一度改为五年)造图经;宋代,朝廷专设中央修志机构九域图志局;明代,朱元璋下诏编《大明志书》,永乐年间颁布纂修志书凡例;清代,康熙下诏各地编修志书,雍正确定省府州县志60年一修之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高度重视修史修志,让文物说话,把历史智慧告诉人们,激发我们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新形势下,全国二轮修志已经纳入国家“十三五”规划。今年年初,中央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强调,做好地方史志编纂工作,巩固中华文明探源成果,正确反映中华民族文明史。
 
  在新的历史时期,修志何以“得志”?
 
  一要强化职能定位。2006年国务院颁布的《地方志工作条例》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地方志工作的机构主管本行政区域的地方志工作,履行规划、组织、指导、督促、检查等职责,推动地方志理论研究。这明确了地方志工作的政府职能。但是,目前全国县级以上地方志机构设置并不统一,省市级地方志机构大多为政府下属事业参公管理或社科院下属事业单位,分不清地方志是组织指导部门还是研究机构。
 
  回眸历史,主持地方志编纂的多为重要官员或大学者,如唐代名志《元和郡县图志》编纂者李吉甫为宰相、明代名志《大明一统志》为宰辅名臣李贤等奉敕撰修、清代名志《大清一统志》的编纂者陈廷敬为宰辅重臣等。新时期,修志是一项为党立言、为国存史、利在千秋的事业,明确职能定位、统一机构设置应提上议事日程。
 
  二要重视修志人才队伍建设。志书质量是地方志事业发展根本,但当前志书编纂质量与志书功能要求还有差距。比如,在材料选取上,要么素材不够滥竽充数,要么不善提炼缺乏筛选,未能体现层次性和特色。又如,照搬因袭旧志相关内容,缺乏创新。
 
  事实上,志书有规范的体例,存史、育人、资政是对其质量评判的基本标准。存史并非史料的堆积,既要有较强的文字功底,而且要有历史眼光和全局胸怀,做到宏观与微观统一、规范与准确统一、完整与特殊统一。
 
  修志是一项艰巨工作、系统工程,需要全员参与,齐心协力。要特别重视修志人才队伍建设,既注重修志人员的业务水平提高,又关心他们的生活待遇和成长,积极增强其成就感、自豪感。
 
  三要加大志书的开发利用。地方志是一座巨大的文化宝库,是人们熟悉地情、了解区域发展历史的重要途径。但现实情况是,志书利用率不高,不少志书出版后就躺在图书馆里“睡大觉”。有人戏言,志书成了“死书”。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经验表明,加大志书的开发利用,让志书“活起来”,既是发挥志书的育人、资政功能的需要,更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题中之义。
 
  地方志资源开发是一篇大文章。一方面,要注重开发衍生品,以志书为基础编纂普及性、趣味性通俗读物。例如,从志书中发掘小故事,出版连环画、编动漫作品等。另一方面,要加大推广力度,形成“读志”“传志”“用志”的社会氛围。为此,可积极开展地方志进学校、进社区、进军营等活动。同时,教育系统应鼓励学生阅读地方志,志书内容可纳入学校教材或课外读物,让优秀历史文化走到年轻人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