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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为苟作的学人之书——从民国《泗阳县志》看南社人的修志实践


《江苏地方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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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社是近代中国著名的文学社团和文化组织,发起人陈去病、高旭、柳亚子,1909年11月13日成立于苏州虎丘,成员总数最多时达1180人,分布于当时的中国19个省,253个县[1]。社员中不乏地方文化的精英,他们在教育、新闻、出版、科技、文学艺术及多个领域做出过重要贡献,既承前启后,接纳新潮,推陈出新,又努力发扬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成一代大观。

  地方志作为地方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对其不断修编也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之一。南社人作为地方文化的精英,对地方志编修更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也取得了不菲的成绩。已故江苏省南社研究会副会长金建陵先生,曾撰写《南社与民国方志建设》一文,对南社人在民国时期方志建设上的贡献、开拓创新予以梳理。如南社后期主任、金山人姚石子提出:釆风问俗,必有资于乡土志乘。他进而指出,编辑县邑不仅可以“备国史之釆”,还可以“供教民之用也”。我们从中也不难总结出地方志“存史、育人、资政”的作用。陈去病、柳亚子、黄节等人都非常关心地方文化建设,不仅收集大量的乡邦文献,在民国中还曾担任江苏革命博物馆馆长、江苏、上海、广东等地通志馆馆员、馆长等,对推动地方志书乃至年鉴的修编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张相文、李根源、姚石子、高燮、刘谦、丘复、王大觉、陶惟坻、侯鸿鉴等一批南社人更是积极投身修志实践,其所主纂、编修的县志、镇志、乡土志很多都是所在省乃至全国的佳志。笔者仅就泗阳籍南社社员张相文主纂的民国《泗阳县志》为例,探讨南社人在修志事业上的创新和实践。

  张相文(1866〜1933),字蔚西,号沌谷,江苏泗阳人。1901年出版中国最早的地理教科书《初等地理教科书》《中等本国地理学教科书》。1908年,张相文结合中国实际情况,编撰了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第一本自然地理著作《地文学》。1909年在天津发起成立中国地学会,当选为会长,翌年创办中国最早的地理刊物《地学杂志》,至1937年停刊。1916年张相文经高旭介绍加入南社,入社号759,曾在社刊《南社丛刻》上发表诗文。张氏著有《泗阳县志》《佛学地理学》《南园丛稿》等。对于他主持编修的《泗阳县志》,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浙江方志学会副会长仓修良先生认为在民国时期所修的1100多部志书中堪称是“上乘之作”[2]。

  一、手订体例纲举目张

  方志一词,最早见于《周礼》。方志之书,经两汉魏晋南北朝地记、隋唐图经等阶段的发展,“至赵宋而体例始备”[3]。宋元以后,方志成为省、府、州、县等志书的泛称,明清两代、尤其是清朝我国古代方志发展迗到鼎盛时期。下面我们参照明永乐十六年颁布的《纂修志书凡例》[4]清光绪三十一年颁行的《部颁乡土志例目》[5]和《泗阳县志•叙例》作一个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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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上表不难看出,除疆域、建置沿革、风俗、户口、人物、古迹要目之外,每个时期的凡例都各有特点(引用光绪末年的乡土志例目,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方志纲目),张相文制定的纲目确有独到之处。南社社友、时任江苏省省长的陈陶遗在序言中指出“新志体例出自总纂蔚西手订,似因实创,前所未有”。这不是朋友之间的寒暄之语,对比永乐、光绪年间的凡例来看,张相文首先亲手制定的“叙例”“别为图、表、志、传四纲,列目二十”,是有很多创新之处的。其中大事、河渠、乡镇、经政、教育、实业、交通、氏族等目,有的是创新,有的在原有的基础上加以丰赡,如“经政”一目,因政体不同,结合民国宪法的颁布专门列出;“惟乡镇,事无先例”,“氏族一门,为各志所无”等等。尽管张相文居住北京,但是王慰亭、陶卓如等人能够很好地贯彻其修编意图,“分门担任”“仍无异于前定之义例”。王慰亭作为继任的总纂,也坦言“至编纂大纲,张君蔚西所拟,已尽美善,萧规曹随,无事更张”。在省地方志办公室委托苏州市地方志办公室举办的几次“中国名镇志”稿评审会中,类似名镇志中“名门望族”条目的设立,似可看作是对“氏族”一目的借鉴与发展。《泗阳县志》载入“大事”,如今作为“大事记”已经广泛运用在各类志书当中了。张相文设置“乡镇”条目,有他独到的考虑:“事无先例,然近代重视工商,地方物产,增、耗、集、散,皆于乡镇觇之”,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创设乡镇条目,确实具有重要的意义。虽然,有些人对此见仁见智,但是从创新的角度出发,从当前乡镇(街道)、甚至是社区(村)志的编纂实践来说,参阅张相文的县志,自然可以给后世修志者留下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

  二、精于考订学人之书

  为什么现在志书的修纂过程中,我们一直强调众手成志,专家修志?众手成志强调的是“党委领导,政府主持,地方志机构组织实施”的方式。志书的官书性质,集合了很多人的智慧,是民主的力量,但是一部志书如果要在琳琅满目的志书之林里脱颖而出,那么它的特色之处、创新举措、学术价值,就需要专家站在个人的学养、天赋上进行“集中”了。众手成志,改变了旧时代依靠少数人闭门修志的传统做法,使修志从封闭向开放,由少数人从事向社会性大协作的转变,是方志事业发展史上的巨大转折和进步。众手集成的资料,需要一个“总其成者”的精心剪辑。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好比厨师做菜,原材料相似的情况下,要作出色香味倶佳的菜肴,就只能依靠厨师的技艺了。一部志书也如此,在抓好资料工作的基础上,如何筛选、求真、考证的功夫就要体现在编纂者的水平上了。可以说编纂者的思想理论高度直接决定一部志书的特色和水平,他们的学养识见不仅会在凡例、纲目中得到体现,体现在志书修纂的整个过程,甚至如前文中所提及的,有可能会给该部志书打上浓重的个人色彩。仓修良教授对《泗阳县志》的《河渠志》就推崇备至,认为学术价值是“全志之冠”[6]。无独有偶,该部志书的首个序言人,陈陶遗也对《泗阳县志》引经据典旁征博引的考证工作大加点赞,认为“引据确凿,卓然不磨”“上下古今,灿然大备”。

  三、广征文献内容丰富

  考虑到搜集资料不易,张相文想出了一个好办法,“仿近世书报社先例,广告征文,每千字酬银若干”。张相文众手成志的举措,极大丰富了《泗阳县志》的内容。“其先辈著作,或存稿、或刊本,则以原书为上。若夫学术、事功、义烈、贞孝,传诵入口,信而有征者,则以确考年时,详叙事实为先”。这样的征集“需之又久,材料颇集”。“庚申(1920)倡修志,三载未成。得老友王慰亭、陶卓如两君,归里主政,又二稔,乃克藏事”。在厘定体例上,张相文也是自信满满,“别为图、表、志、传四纲,使文以义起,事以类从”,这样编目条分缕析,资料详实。仓修良教授说该志“内容丰富,资料详实,体例完备,门类齐全”[7]。一部志书能做到这一点,确实很不容易。广告征集文献的方法,确实可以给今天修志的工作提供借鉴。家谱、笔记、学术文献的征引,不仅可以弥补修志的材料不足,还能够取材多样,进一步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在“科举”目下,不光收集历代贡生、举人、进士,还附有学校毕业、议员选举人员名录。县志做到如此之细致,令人叹为观止。

  四、表尤详豁不为苟作

  张相文是中国地学会创始人。他到南洋公学任教的第二年,将地理学讲稿加以整理,编著了两种地理课本:《初等地理教科书》和《中等本国地理教科书》。这两本书的畅销出乎张本人的意料,印刷达两百万之多,海内外关心地理学习的人士几乎人手一册。由于在地理学上的专长,《泗阳县志》毫无疑问地打上张氏色彩,即对地理、河道、测绘等知识的运用。除旧志通常配图之外,还配了清初、清末地形图,增强历史的纵深感,今昔有个对比。该志还增加了泗阳县辖区的水系、乡镇、学区、小学、洪泽湖等20多张平面图。在志书的《图叙》中,编者开宗明义指明“读图”的用意:“图”直可按形,无智愚而皆见。该志甚至把“图”与“史”相提并论,“同列而不可废也”,一改重文轻图的传统,把图在志书的运用提高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旧志的配图一般不过三数幅,无外乎县境、衙署、学宫等有限的几张,而且只具有指示会意的功能,不过初具轮廓,比较粗糙;但是运用现代测绘技术绘制的比较精准的地图、平面图则“能令光景常新”,且涉及“一代典制所关,百年规划所在,政教所自出、富强所自兴,使都人披览所及,争自濯磨,人杰地灵”。至于读图能否达到这样的高度,我们另当别论,但是大量图表的使用,确实让人耳目一新,陈陶遗认为“表尤详豁,不为苟作矣”。我们在名镇志的编纂过程中,怎样精选图片,适应今天“读图时代”的需要,要仔细斟酌。

  《泗阳县志》当然也有不足,比如在叙例中就忽略了“艺文志”,这对考求地方文献是有缺失的,南社姚石子在地方志的实践上就是亲自修订《金山艺文志》。姚石子认为艺文不仅“保存国学之基”,也能知人论世,存文存人。刘谦纂修的《醴陵县志》被誉为“民国湖南县志的佼佼者”[8],该志很好地继承了《泗阳县志》舆图丰富的长处,但增加了艺文一目。李根源寓居苏州期间,不仅出任民国《吴县志》的副主纂,他还特别注重实地考察、收集考证资料,经常亲赴实地考察,撰写出《吴郡西山访古录》《吴县冢墓志》等一批著作。这些著作不过是南社人修志的冰山一角,但是他们学有专长,认真负责,对乡邦文献、地方文化有着高度的文化自觉,并且能够躬身实践,因此所修订的志书都比较有特色,是不为苟作的学人之书。

注释

[1]杨天石,《中华南社文化书序总序》。转引自宋庆阳《徐州与南社》第1页,团结出版社,2014年9月。
[2]仓修良:《重印民国版〈泗阳县志〉序》,《泗阳县志(民国版注释本)》第1页,泗阳地方志办公室,2000年10月。
[3]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叙例》,中华书局,1962年8月。
[4][5]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编,《中国方志文献汇编》下册,1999年10月。
[6][7]仓修良:《重印民国版〈泗阳县志〉序》,《泗阳县志(民国版注释本)》,泗阳地方志办公室,2000年10月。
[8]邹华享,《湖南方志通论》。转引自金建陵、张末梅《南社与民国方志建设》,2004年第7期《中国地方志》第47页。

参考资料

[1]《中国地方志集成•民国泗阳县志》,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6月
[2]《姚光全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姚昆群、姚昆田、姚昆遗编,2007年6月
[3]《湖湘文库•民国醴陵县志》,湖南人民出版社,陈鲲修,刘谦纂,2009年6月
[4]《墨痕微漾》,南京大学出版社,金建陵,2010年11月
[5]《中国地方志文献汇编》,方志出版社,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编,1999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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