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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江市志(1983-2005 )》 编修探索


《江苏地方志》2016年第5期

  改革开放之后,新式志书编纂伊始,对于志书体例的反思和探索,就成为修志工作者面对的重要课题。作为资料性的地情书,志书若要全面而恰当的记录当代社会,旧式体例实在难以承担此责。就象一个成人无法穿上自己的童装一样,志书的体例需要有新的探索。
 
  在第二轮《镇江市志》编纂过程中,编纂工作者同样做了许多探索。笔者亲身参加了这一文化工程, 故而不揣浅陋,就自己的理解,对其中的部分探索工作思考与大家分享。
 
  一、设置《史事纪略》,以补志书历史元素之不足
 
  历史上一些方志学大家,也认定上古的郡国之史是志书的源头。“到了明代,这种观点已普遍为人们所接受,史与志几成同义词”。[1]但是,在传统志书的体例中,其历史坐标是缺失的。宋元之后,志书的体例趋于成熟,志书作为资料性的地情书逐渐定型。旧志的篇目设置中,不能给读者提供一个简明扼要的地方历史线索。即使如章学诚这样的学者,主张“方志为史”,但在其主编的志书中,也无法体现本地历史这一条纵向线索。如章学诚主笔的《乾隆永清县志》,是一部名志佳作,其体例就没有为本地历史提供一个安排。他编纂的《湖北通志》设有《皇朝编年纪》,且溯及前朝,却终究没有一条纵贯古今的本地历史线索。可见,章学诚所说的“志属信史”[2],是指志书为后人提供志书断限之内的历史资料,却不能为当代的读志者提供一个理解本地情况的历史坐标。当代人所面对的,仅仅是一部分门别类的资料汇总。读志者必须事先具备相关的知识储备,才能有效地使用志书。我们今天编修志书,是作为地情资料,作为读者即时即用的手头工具,若无法查阅本地的历史线索,显然是一个遗憾。
 
  千余年的实践,给志书的定性是:志是一地之百科全书,是“资料汇集”(胡乔木语),史的元素不足。新志编纂中如何弥补这一不足之处?这是我们在编纂二轮《镇江市志》过程中思考和探索的一个问题。
 
  在首轮《缜江市志》编纂过程中,编纂者就为此作出努力,在志书的开篇,总述之后,设《大事记》,自远古至本志的断限截止年代,罗列史事。这一设置起到了弥补作用,但也留下了明显的瑕疵。比如,本志断限之内为大事,断限之前为史事,分开记述,名实更为恰当;史事与本志大事上下混连,缺少一个清晰的界限;书写过程中遵循略古详今的原则,但精简不当,古事太略,今事太琐,古事缺失,今事则与分志重复。根据“前志无憾,则但当续其所有;前志有阙,但当补其所无” [3]的原则,二轮《镇江市志》为此设置了一个《史事纪略》,把本志断限之前的历史作一个追述,且置于全书之首。而本志断限之内则设《大事记》,史事与今事分开陈述,界限分明、详略得当,易于处理。《史事纪略》设于总述之后,使读者开卷之时,就对镇江历史有一个简明的了解,提供了一个思考和理解当代镇江的路径。
 
  《史事纪略》最后确定的撰写格式是:使用条目体,通过精选出镇江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采取白描手法,寥寥数语,勾勒成形;以镇江历史上的大事为点,通过一系列的点,连成一条极简的历史线索。之所以使用条目体跳跃式连接,而非连续性叙述,目的是力求简要,省去大事与大事之间过渡性文字。在本志的断限之内则设《大事记》,同《史事纪略》相衔接,一同形成贯通古今的纵向历史坐标:如此处理,既能提供一条历史路径,又能压缩志书篇幅。这样,以史事为经,以分志为纬,经纬互见,一目了然,以减少资料庞杂所带来的迷失感。
 
  二、打磨《总述》内容,以补志书横向连接之不足
 
  志书横排竖写的原则,是千百年来探索和实践的结晶。不横排,就无法确保资料的全面性。横排之利,已形成共识,无需赘述。但横排所造成的纵向割裂的缺点难以弥补,即沈松平教授所强调的“一栏一界互不相通的块块状态”。[4]对于志书的这一特征,如何尽其利而补其弊,是新志编纂中应该努力探索之处。
 
  在传统的志书编纂学中,各分志横排是全书的基本架构。一个分志,囊括一个方面的资料,犹如一个集装箱。众多的集装箱装载完毕,分布就绪,就需要有连接的纽带。旧志在这一方面比较薄弱。无法把各横排的项目连接起来,并清晰而恰当地反映它们之间的关系。古人对于社会的整体性缺乏认识,志书这一缺陷也因此未能被认真对待。上世纪八十年代,第一轮修志过程中,以什么体裁来承袒这项功能,就是研讨和争论的热点问题。最后,由中指组的文件把“概述”正式确立为新式志书的体裁。1998年中指组在《关于地方志编纂工作的规定》中,虽然强调“述、记、 志、传、图、表、录”七种体裁中“志为主体”,“述”只是作为辅助体裁而设,但是,由于“述”同“分志”迥然不同的书写要求,使得“述”必然的成为志书体裁中的“关键少数”。它的关键性和重要性,正在于黄炎培在《民国川沙县志》的序中所说,能够弥补志书专志与专志之间“独立栏界”和“因果不彰”的弊端。1981年中国地方史志协会公布《关于新县志编修方案的建议》(草案)明确《概述为新式志书的基本篇目,成为新式志书的创举。《概述》设置的本义,超出了黄炎培“用以说明各卷内容大要”的意图,而“把全志的大势大略,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构成一个总体”。[5]这一体裁在横排的各分志中起到了重要的连接作用,而且也在横向上向读者展示一个地方的全貌。实践证明效果是非常好的。
 
  体裁既已确定,剩下的就是如何在行文之中实现其功能了。二轮《镇江市志》设《总述》于全书之首。就全志而言,各分志是一个硕大的拚盘,体量巨大,难以一览无余地呈现。而《总述》则必须以极简练的语言把这个硕大的拼盘以缩微版的方式展示出来,并阐述它们之间的关系。同时,《总述》还必须以精练而准确的言语,把志书所反映的地域特色和时代特色展示出来,把断限之内本地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展示出 来。这是“总述”功能能否发挥的关键。出于这一思考,在《总述》的撰写时,我们着重于“因果”“全貌”“联系”……这样的几个关键词,把志书可能有的弊端在这一体裁中努力弥补。
 
  《镇江市志(1983-2005)》之《总述》共有五个部分。第一部分,着力展示地域特色,陈述疆域位置、山川形势、物产交通、风景名胜、文化底蕴等人文特征。这是志书全部资料得以承载的基础。第二部分,着力展示时代特色,简述了20多年的改革历程,从农村改革,到城市改革,淋漓尽致地呈现出一个社会制度急剧变化的历史时代。这一部分正是后面各部分的原因。第三部分以下直到第五部分,则陈述由于改革而在社会各方面带来的繁荣局面:第三部分介绍的是农业、工业、服务业三个产业以及科学技术的巨大发展成就;第四部分介绍的是交通、电子、公用事业方面的巨大成就;第五部分介绍的是教育、体育、医疗、文化等方面的巨大成就。《总述》把断限之内的社会各方面现状通盘陈述,不仅展现了社会全貌,而且点明了因果关系和时代特征。《总述》的表述,事实上成为各分志资料汇集于一书的说明,增加了全书的整体感。
 
  较之于首轮《镇江市志》,二轮志的《总述》有明显的改进。首轮志《总述》撰写时,缺少弥补志书体裁缺陷的意识,只着眼于对本地现状的提炼。所以,首轮志书《总述》的三个部分,分别陈述了当时镇江市的人文特征、经济发展现状和社会事业发展现状。虽然在语言精练和篇幅适当方面是可予点赞的,但内容大多是分志正文中应该记叙的部分,明显的与正文存在着重复。而实现全书横向连接和阐述分志内在联系的功能,未能充分予以发挥。
 
  三、改造《艺文》形式,以补志书适应时代之不足
 
  方志中的《艺文》部类,是学界公认的志书优秀遗产。《艺文》是旧志必备的篇章。各地的旧志也因此为本地保存了大量艺文佳作,成为每个地域重要的文化载体,并为保存乡土记忆、营造家乡自豪感作出不可替代的贡献。明清时代的地方志,往往由地方耆旧,甚至名家硕儒所纂,人文色彩较强。它在《艺文》部类的迷人之处,常常是乡土的凝聚力所在。如何继承其优点,便成为新式志书编纂过程中的难题。
 
  首轮志书编纂时,正处于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文革结束不久,由于政治运动导致全社会文化水平普遍降低,运动中对于文化工具性的使用,以及改革开放后全社会表现出强烈的逐利冲动,使得首轮修志时,各地普遍地忽视了艺文,绝大多数志书甚至不设《艺文》,仓修良教授曾因此十分沉痛,并在其著作中予以批评。[6]
 
  然而,时代的变化也使得《艺文》部类的编写面临着特殊的难题。当代社会生产力迅速增长,各种社会知识也以爆炸式速度快速出现,精神产品的容量以几何级数增加。人们对于精神产品的关注角度也不仅仅是以文学作品为主了。于是,面对海量的精神产品,志书必须有新的处理方式。二轮《镇江市志》以一个《书目》卷代替艺文,收录了断限之内的全部文献:既有社会科学类,也有非社科类;既有本地籍作者,也有外籍作者的;既有书籍类,也有音像制品等其他文化产品。总之,凡一切关于镇江的文化作品,以及镇江籍人士的一切重大文化成果,都列入书目。目的是为研究镇江文化,以及镇江籍文化人士提供一个可信的资料搜索路径。
 
  与前志相比,这种处理方法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乾隆镇江府志》以10个卷的篇幅(卷44至卷53),载艺文的内容,全录了艺文作品。《光绪丹徒县志》和《重修丹徒县志》同样以巨大的篇幅把大量的艺文作品全文录入。这种编纂方式,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展首轮地方志编修时已不可取。因为艺文作品数量如此之多,若全文收录,不仅会导致志书篇幅无法承载,而且导致分志与分志之间呈现畸重畸轻、极不对称的尴尬。因此,首轮《镇江市志》设《著作》一卷,内容是列出镇江籍作者历代著作,只列目录,且范围狭窄,显示出那个时代忽视艺文的社会心态。二轮志书编纂时,权衡了前志对于艺文部类处理的利弊,既可以做到不遗漏,也可以压缩志书篇幅,是可取的折中方案。如果横向比较,《苏州市志(1986—2005 )》 的收录范围与镇江市志相近。
 
  这些探索是否成功,还有待于志书在传播与应用中的检验。时代在变迁,志书也必须因时而变,探索和创新是方志人永恒的课题。
 
  注释
 
[1]黄苇等著《方志学》,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3年版,第287页。
[2]章学诚著《修志十议》,见《章氏遗书》 卷十五,方志略例二。转引自黄苇等著《方志 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88页
[3]章学诚著《文史通义》外篇四《记与戴东原 论修志》,转引自仓修良、叶建华著《章学诚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65页。
[4]沈松平著《新方志编纂学》,浙江大学出版 社,2014年版,第80页。
[5]黄苇等著《方志学》,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3年版,第 770-771页。
[6]仓修良著《史家•史籍•史学》,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864页。